我加入民建组织已16个年头了，而今虽已离休，年近稀龄，安度晚年，但每忆及民建各级领导同志对我的关心、教诲和培养，就心潮起伏、难以释怀。胡厥文主席在北京医院病重时的接见教诲和谈诗合影，孙起孟主席和万国权副主席多次给我来信鼓励，马公瑾主委和金斌统副主委对我的教育和培养，都令我深为感激，没齿难忘。但最使我刻骨铭心念念难忘的却是我省民建的老领导人华煜卿先生。是他，在危难中支持了我，在困境中鼓励了我，在做人上教育了我，在学问上帮助了我……
我与华老素昧平生，只是平常从报刊上拜读过他的诗词大作，并知道他是省市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曾担任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和武汉市民建及工商联主委等领导职务），后来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和特殊的环境中相识了，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那是1975年的初秋，我突然收到族兄杨涤非的来信，说他已于近日由北京回鄂被安排在武汉市政协工作，从家乡知道我也在武汉的消息后，便来信约我去见面。这位族兄年长我一二十岁，从小在我家中从先父读书，抗战后便去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并随杜聿明青年远征军赴缅作战，后担任了部队领导职务，解放前夕起义后一直在北方工作。因他离家时我太小，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但这毕竟是个喜讯，我便填了一首《满庭芳》的词送给他：“少小离家，老来归里，乡音犹未全忘。奈何潘鬓，忽忽惹秋霜。而今重逢携手，总疑是一枕黄粱。多少事，愁肠别绪，促膝话沧桑。忆君年少日，从戎投笔，驰骋沙场。误助桀为虐，为虎作伥。尚喜昨非今是，为民族大业谱新章。应记取，党恩浩荡，比水远山长！”
平心而论，这首词也并非写得特别好，只是抒发了一些真情实感而已，但却惊动了两位诗词前辈。过了两天，族兄来信说：同他一道工作的华煜卿和杨玉清（国务院参事，孝感人，“文革”中被贬回武汉，后返京）两位老先生看了我写的拙词，大为赞赏，一定要约我过江去见面。这却使我感到惶恐不安，一是因我这时正下放在一家工厂接受“再教育”，是被打成过“小三家村”的“黑笔杆子”；二是这两位老人都是领导干部和省市“大官”，也正在受冲击，我怎能忍心去增添他们的麻烦呢？于是便回信婉言谢绝。岂知族兄介绍了我的情况和转告了我的想法后，两位老人仍坚持要我过江见面一谈。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如约去了。见面后，两位老人极为高兴，热情接待。特别是华老还风趣地说：“你的诗词作品都写得很好，有文采，也有感情，功底很深。我们还以为你和我们一样是个老头子呢，没想到还这么年轻，难得，难得！”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有40岁了，15岁就出来参加了工作，书没有读好，虽然后来读了大学文科，但也不教格律诗词，这只是个人爱好，学了一点皮毛，还望两位前辈收我做个门生，多加教诲。”华老听后哈哈大笑说：“哪里，哪里，杨老才是真正的专家，我却是业余时间偶而为之，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老人在一个晚辈面前，如此谦逊，令人起敬，接着华老又安慰我说：“你的情况涤非同志都告诉我们了，切莫灰心，要相信党，你的才能总有一天会用上的。古人不是说过吗？‘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嘛！”华老此时身处逆境，却胸怀豁达，处变不惊，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然充满了信心。
过了不久，族兄又来信说，汉口中山大道新开了一家北方水饺馆，两位老人要我星期五（我厂休息日）过去吃水饺，并特别嘱咐一定要全家都去。大概是两位老人知道我的家庭经济条件太差，又处于“文革”中物费供应匮乏，要为我们一家“打牙祭”改善一下吧。雅命难违，我只好同妻带着三个孩子赴约。当时的食品都要收粮票的，而三个孩子却童稚无知不讲礼貌，因很难吃到这么好的食物，便放开肚皮争相大吃，弄得我们夫妻相顾惭然，颇有歉意。而华老却说：“孩子们活泼可爱，他们今天高兴，要吃饱吃好。以后你们有时间就把他们带过来，再请你们到‘四季美’吃汤包去。”当然以后我们再也不敢打扰，但老人的盛情我们全家至今难以忘怀！临别时华老问我：“你那里有没有纳兰性德的词集？我原来有一本《饮水词》，不知怎么弄丢了。这种书过去就少，现在更难见到了。”我说：“我有两个版本的《饮水词》，我送您一本好了。”华老连忙摇头笑着说：“不要你送，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嘛，我只是想再看看，看后就璧还。”果然，后来不但归还了，还在书上又加包了一层硬纸封套。他那一诺千金和爱护书籍的美德，给了我极深的教育。
下一个休息日，我专程给华老送书并呈上两首诗，第一首是针对吃水饺的：“文字神交久，相逢一快之。闻名疑我老，访戴恨舟迟。水饺成嘉宴。狼吞笑饿儿。承恩何以报？羞愧岂元思！”又一首的结句是“独立寒秋翘首望，春风何日绿新枝？”华老看后笑说：“你的诗词根底很深，又善于用典，你读不读新诗呢？像外国诗人拜伦、雪莱、歌德、海涅、普希金的作品都很有韵味呀！”我惭愧地说：“读了一点，但不多。”华老便开导我说：“要广泛涉猎，学习借鉴，外国诗人的作品有真情，有哲理，如雪莱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就意味深长，发人深思。”这时我才猛然省悟，原来老人引用的这两句诗，是针对我诗中结句的消极情绪有感而发的，真是信手拈来，顿成妙谛。对其思维的敏捷，学识的宏富，我钦佩不已。
事有凑巧，我告别华老后回家时，在公共汽车上钱包被扒手盗去，直到粤汉码头掏钱购票时才发觉。钱包里还有才领的几十元工资，这可是我一家五口一个月的养命费呀！我木然四顾，天色已晚，不得已又徒步赶到族兄处借钱过江，妻儿闻讯后也都痛心流泪，我更无地自容。岂料第二天一早，族兄叩门而入，激动地说：“你昨天钱包被盗的事，我向华老和杨老说了，两位老人极为同情，都拿出钱和粮票要我赶快送来。我这里也有几十块钱，就一起给你作这个月的生活费吧。华老还要我转告你，不要为这些小事放在心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大家会帮你解决。”我一家人听了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我们只收下了族兄的资助，对二老馈赠的钱和粮票，托族兄璧还，我还特地写了一首诗致谢：“钱粮慷慨竞相贻，此意分明物也知。今我坚情违长者，承恩岂独让元思？”用孔子学生元思谢绝其师资助的典故来致谢，后来华老还多次责怪我不收他们的资助而不高兴哩！
1976年春节，也是“四人帮”横行的最后一个春节，华老托族兄带信要我大年初一去他府上欢聚。我自然受宠若惊，便同族兄一道于初一上午去汉口黄陂村7号华府拜年。老人这天兴致极好，与我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诗词。他最推崇清代的袁枚和纳兰容若（性德），说他们的作品注重性灵和真性实感，不作无病呻吟，且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又富于文采，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文艺作品只有发自作者的内心，才能深入读者的内心。这些真知灼见，使我获益匪浅。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粉碎“四人帮”后，他同武汉大学吴于廑、李国平等教授欢聚东湖长天楼时，写了一首《蝶恋花》，词说：“满眼风光春似许，过了清明，处处莺歌舞。一派繁华谁是主？磨山高处亭亭树。曾记当年风雨苦，黯黯长天，欲语何能诉？今日珞珈山畔路，轻车直上云端去。”诗人对拨乱反正后的繁荣景象，对一派勃勃生机的如画春光，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和赞美。我拜读后也立即依韵奉和了一首：“一曲新词齐赞许，情景交融，余韵长天舞。放眼诗坛谁是主？丰碑公已临江树。愧我廿年吟已苦，捋尽吟髭，况味凭谁诉？幸遇名师勤指路，执鞭附骥登峰去！”华老看后谦逊地说：“我可是业余爱好，哪敢当诗坛盟主？你的诗词写得好，现在国家形势也好了，你一定会大有作为的，这顶桂冠你去努力争取吧。”老人每有诗词新作，都将手稿给我看，还嘱我“斧正”，一位领导人和诗词前辈，对一个晚辈如此青眼谬爱，虚怀若谷，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华老复出工作后日理万机，席不暇暖，但在万忙中还时刻关心我的政策落实情况和工作安排问题。当我告知已安排在一家报社担任总编助理和编辑部主任时，他欣慰地笑了并高兴地说：“现在好了，我祝贺你，预言家雪莱的那两句名诗不是实现了吗？要珍惜他，来之不易啊！”后来他因病住院，我以为人到晚年常有点疾病是客观规律使然，并不以为意。而每次去医院探望时，他对自己的病情讳莫如深，反而叮嘱我在工作中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当“拼命三郎”，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岂知1985年3月中旬我去外地采访归来，吴丈蜀先生告知华老已于近日因病去世了！对此突然噩耗，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吴老还说：“华老还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为了便于做民主党派工作，他从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在‘文革’中被狠批恶斗和被诬为‘反动资本家’的日子里也守口如瓶，只有上级党委部门才知道，我也是这次华老去世后才知道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格，多么高大的形象啊！接着由吴丈蜀、金斌统二老介绍，我参加了民建组织，决心继承华老遗志，为民建组织贡献点绵薄之力，不久就调入了新建不久的民建湖北省委会机关负责宣传工作了。
在华老逝世十周年之际，我曾写了八首诗和一副挽联在报刊上发表，以报答老人对我的教诲、关心和知遇之恩。其挽联为：“爱我许忘年，几回文苑推袁，寒江访戴，月夜谈诗。总怜涸辙覆盆，慰勉有加真长者；痛公成隔世，十载黄陂巷寂，阅马楼空，少微星陨。今幸尧天舜日，知音继起更何人？”华老的老友、著名诗人和文史专家吴丈蜀先生，对这副挽联颇为称赞，他说：“用典贴切，文情并茂，华老地下有知，亦当笑慰。”值得欣慰的是：华老的爱女、我的老校友华楚珩同志，克绍箕裘，秉承遗志，正在为民建组织作出积极贡献（她现任民建武汉市委会副主委），我省、市民建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才辈出，同心同德，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和参政议政，发挥着积极作用，神州大地呈现出“一派繁华”和“处处莺歌燕舞”的景象，这正是华老当引为笑慰的。（作者系民建会员，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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