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国金(1928- )，湖北武昌人。1981年加入民建，武汉大学工商行政管理系第一任系主任，教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湖北省政协副秘书长，湖北省民建副主委，武汉市政协常委，民建武汉市委主委，市民建名誉主委。
2020年1月初，我在家中接到了民建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徐敏同志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2019年11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对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进行了表彰，由您执笔的《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从14余万件提案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啦！”
获悉这个消息，我可谓“又惊又喜”。惊的是，没想到二十多年前撰写的提案竟能获此殊荣；喜的是，这是对我多年来从事参政议政工作的肯定。
1月中旬，民建武汉市委宣传部一行专程来到我家中探望，我在同他们的交流中，也回顾了这份提案背后的故事。
（一）
我曾任武汉大学工商行政管理系第一任系主任、教授，湖北省政协专职副秘书长，担任过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参政议政搞科研，提出了不少发展战略建议，受到有关方面重视并被采纳。在《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提出之前，我也提交过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提案，比如“圆心理论”，比如“国有亏损企业的出路”。
在1993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我同几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圆心理论——将武汉建设成国际大市场”的提案。
“圆心理论”就是指发挥半径优势，中心开花，双向开拓，两头启动，南北推进与东西推进相交织，将武汉建设为国际大市场，以带动广大内地和长江流域发展的战略。这份提案里写到，武汉是北京连接广州、香港的纽带，是承东启西支撑上海、重庆的桥梁，是联系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川、陕西等广大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网络。将武汉建设成国际大市场，既可获得广大农村市场，又可成为外商投资市场，并以大量论据说明将武汉建设成国际大市场的有利条件。
这件提案后来分别收到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的答复，均予以高度评价。经市民建宣传部的同志寻找资料查证，当时国家计委答复说：“提案中提出实行‘圆心理论’、中心开花、双向开拓、两头启动，将武汉建设为国际大市场，以推动广大内陆和长江流域发展的战略思想，既新颖，又有深度，比较形象地描述了武汉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完全符合党的十四大精神，我们表示赞同和支持。”国家体改委的答复说：“我们认为，提案建议思路开阔，对于发展长江流域经济乃至构筑全国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在1993年6月召开的全国关贸总协定高级研讨会上，我作了“圆心理论”——将武汉建设成国际大市场的发言，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并获得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授予的“最高决策咨询奖”一等奖。
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我向大会秘书处提交了《国有亏损企业的出路——实行国有企业再造工程，进行第二次创业》（以下简称《出路》提案），大会秘书处立即将其列为“大会发言材料”予以印发。提案提出了“衰变、裂变、聚变”论，还提出了关于“国有经济新定位理论”（简称“抓大放小”）和“混合所有制”的建议。
现在回看，这个提案的很多重要论点与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关内容不谋而合。1999年9月27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文件中，在与《出路》提案对照之下，确实多处可以看到异曲同工之处——比如《决定》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第（三）条是：“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出路》提案说：“搞好国有企业，要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结合起来，加强内部管理。”《决定》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出路》提案则言：“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议》强调：“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出路》提案则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支点。”如此等等。
这是巧合吗？不。我为了做好“国企改革”这篇文章，从1988年撰写“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起，到1995年“国有亏损企业的出路”止，花了7年时间。在没有科研费的情况下，我用血汗工资加上微薄的稿费买资料，围绕参政议政搞科研，写出了这篇提案。当时党中央发动全国各界人士研究、探索国企改革和发展之路，最终才有了《决定》这一集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之大成的文件，能在国企改革与发展问题领域探索并有所贡献，我也深感荣幸。
提案工作绝非一日之功。这一步步积累，磨砺了我钻研的意志和精神，丰富了我的理论水平，也提高了我对参政议政课题的把握能力，为我执笔《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
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本次全国政协的评选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选题准确，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建言献策；二是反映情况真实，分析问题深刻，建议明确具体；三是成效较为显著，对宏观决策、长远规划和改进部门工作等有重要参考价值，产生了重要影响。全国政协从70年间累计的提案中，围绕紧扣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选出了为推动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提案，其中就包括由我执笔的《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
听完他们的介绍，我深感这次评选我写的提案能入选实属来之不易，我的思绪也逐渐被拉回到二十多年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企业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失业人员不断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断增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积极关注“再就业”工程，开始进行调查研究。
我向来笃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撰写这个稿子，我先后去了武汉、上海、江西等多地进行调查，都不记得调查了多少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再结合认真思考，反复研究，才得出结论。这篇提案的原稿是我事先在家里准备好的，先写了小卡片，再扩充形成稿子，后来带着稿子来到1996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又用大会发言稿和提案稿的稿纸一点点进行誊正。
当时在北京，我把提案稿交给时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的胡照洲同志，请他帮我看看，提提意见。后来通过深入交流，我请胡照洲同志牵头作为第一提案人，联合时任省民建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的金斌统同志等人，将此作为联名提案提出。由于时间紧张，其余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又住在不同的宾馆里，最终，由胡照洲同志通过电话与另几位同志进行了充分的联络与沟通，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们分别在当时的提案首页代签了他们的名字，由7人联名提出《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
《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提案提出后，当年12月获评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优秀提案。胡照洲同志还专门拍了当时获得的荣誉证书复印件的照片，从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特别写明——“此件系肖国金教授之佳作”，“提案人：胡照洲、肖国金、金斌统……”，“执笔人：肖国金”。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知识产权的尊重。宣传部的同志还向我转达了胡照洲同志的问候，在此我也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从八个方面对实施再就业工程提出政策建议，对推动实施再就业工程，解决企业下岗职工安置再就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提案中第一次提出了“双螺旋”台阶式就业法。何为“双螺旋”台阶式就业法？是指三产业在一、二产业基础上发展起来，三产业发展到一定极点，又与一、二产业融合，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兴产业，每隔一定时期，又上一个新台阶，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提供充分就业机会。
在那个年代能够提出“双螺旋”台阶式就业法，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现在新闻里经常提到，第三产业已成吸纳就业最大产业，而且鼓励职业培训，提升素质，都与我在提案中所写不谋而合。虽然是二十多年前提出的，但其内容跟现在报纸上、电视新闻里谈及就业时的很多提法是一致的，可见我当时看得很深远。这也应是我写的提案能入选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的原因之一。
（三）
宣传部的同志问我：“有没有什么参政议政方面的心得可以分享？”我特意请他们进我的书房看看，这里堆满了大量书籍和报刊，靠墙摆放的几排大书柜装得满满当当，上层的书架上放满了书，下层的柜子里存放着多年来我亲身调研的资料、亲笔撰写的原稿。这些资料和原稿全部用牛皮纸文件袋包装好，分门别类堆放得整整齐齐。我让他们抽出其中一份，纸袋上面清楚写明里面的资料是关于什么研究内容的。这些文件袋装满了书柜内外两层，抽出来的只是外面一层中的一份而已，柜子里面还有一层。这一摞摞资料，都是我下大功夫悉心研究的证明。
另外，我家中客厅墙上悬挂着一幅字——“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创造未来；读书求理，读史明智；集思广益，兼听则聪；冷静思考，要有主见；沉思出智慧，实践出真知。”这是2007年我亲笔书赠家中孙辈的。我也借这幅字的内容，说说自己从事参政议政工作的做法：
一要深入调查，所谓“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二要认真读书，反复研究，要把信息吃透；三要集思广益，兼听则聪，同时要有主见，要有自己的看法；四是实践出真知，研究一定要靠自己亲自做。
我一直坚持着这四点做法。退休后，我依然仍用微薄的退休费买资料，继续围绕参政议政搞科研。我写了《把信用转化为财富——亟待制订和颁布<信用法>，创建信用工程》，报送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并得到批示：“此文很好，可登在适当的刊物，以使市、县干部了解必要的知识。”《把信用转化为财富》一文被刊载在中共湖北省委主办的《政策》2002年3月号。
如今，我虽已九十二岁高龄，依旧天天坚持读书看报看新闻，从中获取信息，从不间断。我在家订阅了《人民日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每天都看电视，特别是看《新闻联播》看得非常认真。我一直有记小卡片的习惯，一旦看到重要的信息马上会用卡片记下来，这样才能知晓民情。这些年来一张张写满字的卡片，都不记得写了几千几万张了。
曾有人问过我，何以如此钟情于议政调研？我的回答是：谁叫我们赶上了好光景呢。党和政府这样信任我们，中央出题，地方调研，反复多次，再行决策，充分体现了科学的民主，决策的民主。生活在这种真正的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我们要不趁着还能动能想，为人民多做点事，那可真是于心有愧呀！
（四）
我于1981年加入民建，曾任民建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建湖北省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民建武汉市第九届委员会主委、第十届委员会名誉主委。在民建老同志的言传身教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亲切的教育下，我在阳光哺育下成长。孙起孟孙起老对我讲过一句名言：“党派活动，就是政治活动”；民建中央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黄炎培黄老有名言“立党为公，不谋私利”。这些名言对我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
担任主委期间，我始终践行“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凡事以身作则，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大量培养和启用新人，大量发展会员。我当主委的时候，会员最高峰时有1200余人。
民建历来有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我。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1993年4月18日下午，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孟同志来武汉大学，在李达院子里看望武大民建的同志。当时著名法学家刘经旺教授想喝水，站起身准备拿开水瓶倒水，坐在刘老身旁的孙起老一见，马上站了起来，拿起开水瓶替刘老倒水。我一见两位老人倒水多有不便，便迎上去，帮着倒水。著名摄影家庄振华（武大民建会员）当时抢拍了这一镜头，为我留下了幅“尊老敬贤”的珍贵照片。
我担任主委期间，继承了这种优良传统，每年都跟机关的同志一道，亲自到老会员和困难会员家中看望慰问，送上慰问品、慰问金和组织的关怀，让会员们感受到民建组织的温暖。这次宣传部的同志们来到我家中看望，可见民建尊老敬贤的传统一直在延续，让我感到十分高兴！
宣传部的同志们说，全国政协为入选的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都专门制作了铜牌，《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由7人联名提出，但铜牌却只有1个，为此，武汉市政协专门找到制作铜牌的厂家，照原样进行复制，分别发放给这7位委员。感谢宣传部的同志把属于我的这块铜牌专程送到我手中，这也是属于民建的荣誉，我希望把这份荣誉交给市民建。
我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级政协、各级统战部和民建组织的教育、培养、关怀下，围绕参政议政建言立论，做了一点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民建的培养。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如果没有民建，就没有我。我希望能把这个铜牌作为感谢民建培养的回报，放到市民建机关。还有我这里留存的提案原稿，我希望可以用玻璃框裱起来，写明是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之一，和铜牌一起陈列在市民建机关里。
虽然如今年事已高，参加组织活动多有不便，但我始终记挂着市民建，借此机会衷心祝愿市民建各项工作振翼高飞，再创佳绩！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委宣传部干部,写于2020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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