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1906-1990年），湖北黄陂人。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常委，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武汉市副市长，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武汉市工商联主委，武汉市民建副主委。
王一鸣是武汉工商界有声望、有影响的优秀代表人士。1990年4月，时任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王际清这样评价他说：“一生简朴，勤俭节约办企业；爱国爱党，吐尽鲜血而长眠。”时任湖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的赵厚甫（与王一鸣创办赓裕钱庄的五股东之一）说：“情交管鲍，谊系琴书，数十载风雨同舟，五心共一心，叹今宵孤心对孤舟；大道随行，高山仰止，两三番病床视疾，不语胜有语，料其时无语岂无言。”省、市两位工商联负责人所言，从公义私情简要地概括了他一生爱党爱国，对武汉工商界工作所作的贡献。
王一鸣，1906年11月2日出生于武汉市黄陂区滠口乡高车畈。少年时在家乡读私塾，后考入中华大学附中，1924年，考入北京铁路大学管理专科。毕业后先后在协成煤矿公司和湘鄂铁路局财务部门工作，因不满当时官场中的腐败而辞职。
从“以钱赚钱”到工业救国的转变
王一鸣常说自己小时候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很大。祖父有时给孩子们分钱时，往往是除了王一鸣，每人都给，还说他有办法，将来会赚钱的。王一鸣虽未分到钱但还是很高兴，认为爷爷看重他有板眼。他父亲也对他说过：“靠工资赚钱有限，最好是钱赚钱来得快。”他把这些话都记住了。这便是他后来走上工商业的指导思想。
他父亲一生都在官钱局搞测绘工作，工作努力，平时谨慎俭朴，加上出身农村，所以有些积蓄。
1931年，王一鸣父亲去世。1932年3月，王一鸣从湘鄂铁路局辞职后，便按照以钱赚钱的思路，经钱业友人之邀于1933年1月与王璧双、曾炽斋、赵厚甫、商泽如等集资组织赓裕钱庄，股本定为10万元，王一鸣占半数，任监理。每天五位股东聚会一次，交流情况，研究办法。由于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在几次金融波动中，“赓裕”情况独好，现款较多，并支持其他钱庄，因而信誉日增，走在同行业前列。由于每年有较多利润，股东们尝到了钱赚钱的甜头。股东们本来都是善于理财的人，他们在经营中也看到开钱庄有风险，加上又受到工业兴国思想的影响，看到搞工业更有前途，于是经股东们商量，都同意转向工业发展，而且想办一个有规模的大工厂。当时汉口水厂附近，靠汉江河边有一家面粉厂因遭火灾后停产，无意恢复，拟将厂址和残余机件物料标价出售。经王一鸣等标购到手，改名为胜新丰记面粉厂。
胜新厂除赓裕钱庄五股东投资外，又增加陆德泽、张松樵的投资。推陆德泽为董事长，王一鸣股本占全厂35%，任经理，并开始重建厂房，添购设备。由于当时运输困难，新机件迟迟才运到，一时又难找到合适的工程师，王一鸣便亲自参加装机工作。他边向工人师傅学习，边结合自己所学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进行摸索实践，终于在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不久，完成装机开始生产。1938年春，赓裕钱庄宣告结束，有一部分钱庄存户自愿降低利息，转为“胜新”的存款，又为胜新厂增加了周转资金。
1938年下半年，战火逼近武汉，为避免被日军利用，有些工厂搬迁到后方。胜新厂则将机件全部拆卸，藏匿于汉口英商仓库。王一鸣于武汉沦陷前三天，举家避难到重庆。武汉沦陷后，日寇极想与胜新厂股东合作，一再胁迫守厂人员与王一鸣联系，王始终不理，拒绝合作，表现了一位爱国民族工业家的气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0月，王一鸣由重庆回到汉口。他们看到胜新厂房受到严重破坏，机件大半锈成废铁。这时，有的股东主张变卖“胜新”，专营惠工钱庄（前身是赓裕钱庄）。王一鸣则坚决主张修复“胜新”，并向股东们解释说：“胜新厂房烧毁35%，损失不算太大，机器的损失作废铁处理，只有5%的价值，太可惜了，如照旧机器计算便有40%的价值，我们‘胜新’还有1万美元外汇为基础，再加上利用金融贷款的力量是可以周转过来的。”后来他谈起这件事却很幽默地说：“当时大家敷衍我，让我一个人干，董事长兼工程师，我就埋头苦干，终于在1946年底实现了复工生产，这算是我平生的大杰作。”他这话说得不假，为这个厂的新生他确实费尽了心血。他还说过这样一件事，1941年，他在重庆创办同益机器厂时，经常接近由工人出身的老板，向他们学了很多机械工程知识，这对他复员后修复机器起了很好的作用。
多做有益工作 迎接武汉解放
1949年春天，市面萧条，人心浮动，有些工商业者纷纷转移资金到海外设厂。王一鸣由于阅读过一些进步书籍，对新中国前途充满了希望，他不但自己不离开武汉，还劝说亲友不要离开。
武汉解放前夕，在武汉地下市委领导下，汉口市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王一鸣和陈经畬、华煜卿等工商界进步人士积极参加。
同年4月，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他是常委之一，并兼任救济委员会汉口执行处副总干事及财务组副组长。
为了阻止国民党五十八军破坏武汉，他又积极与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出面与他们周旋，进行反拆迁、反破坏，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当他们获知白崇禧暗地派爆破队进驻宗关水厂时，既济、申新、福新、胜新四厂组织联防与之交涉，为了保护工厂的安全，由四厂共出资2000银元作为条件，使白崇禧的破坏阴谋破产了。
他们又在工商界中筹集了3万多银元“送瘟神”，先后以“酬劳费”名义，分送武汉守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保警总队、警察局等单位，还送了一批米面等物资，使他们得到安抚。在撤退时，除炸毁沿江部分趸船外，所有各项设施和工商企业均未遭到破坏，保持了社会秩序安全，迎来武汉的和平解放。
武汉解放后，王一鸣作为工业会的代表积极配合军代表，圆满完成了筹办军粮、支援军需任务。
参与各项爱国运动 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王一鸣说，解放前他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只是业务关系，参加了湖北工业会协会和汉口工业会，并担任理事。解放后，他看到了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作风，非常高兴，认为这就是他心中所理想的，所以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和爱国运动，并且发挥带头作用。
1949年9月，他以华中解放区工商界代表身份，被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10月，他又担任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副主任委员。市工商联正式成立后，他任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1957年4月，任市工商联第三届主任委员。
1950年后，他先后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
1951年5月，他加入民建，并任市民建第一、二、三届副主委，民建中央委员，湖北省工商联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
1957—1958年，他担任武汉市副市长。
解放后，王一鸣积极参政议政，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忠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响应党的一切号召。
他在厂内增加设备，扩大生产，保障粮食供应。胜新面粉厂所产的红万年青、绿万年青面粉，由原日产4000袋增产至8000袋，这在稳定武汉解放初期的市场起了很好的作用。1950年5月，武昌第一纱厂被批准公私合营，他出任副董事长，积极支持公方代表的工作。
1950年春，武汉市政府在武汉工商界中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500万分，因受过去国民党发行公债的骗局影响，不少人存观望态度。当工商联召开动员大会时，王一鸣首先认购公债6000分，打破了僵持局面，虽有人在旁嘲讽他也不动摇。后在缴款时，他又增加完成了1.2万分折实公债，对完成市里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1951年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武汉工商界预定捐献30架战斗机。他同样踊跃捐献。当时全市共完成捐献代金661亿元（旧币），可购飞机44架，较预计数超额14架，这在全国工商界中也起了重要影响作用。
1956年春，全国掀起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胜新面粉厂是1955年进入公私合营的。当时国家宣布实行赎买政策，定息5厘，7年不变，但王一鸣从1959年起，便自动不领定息，可见他对接受公私合营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从办义学到主持全市工商业余政治学校
在抗日战争以前，王一鸣秉承父志，从1930年起在黄陂滠口乡高车畈王氏祠堂内办起了义学。为了纪念从江西迁到黄陂的始祖，借用其名字命名为成三学校。
1931年，洪水冲垮祠堂。水退后，他又主动修复祠堂，并扩大为6个教室，还建有教员办公室和住所，修理庙宇作为远路学生的宿舍，并在女生中成立缝纫班。后又购置抽水机，为农民灌溉高田提供便利。设义诊处，免费施诊。歉收之年，还买回面粉，用学校名义分配困难户。
随后，王一鸣又在黄陂北乡王家同族中办起成三学校第二部。
有一年乡间涝灾，许多人搬到滠口后山，他见后山有一片荒地可作校址，乃购下建教室、师生宿舍、礼堂、操场、厨房和图书室，定名为成三学校第三部。并购置一些理化仪器和体育用品，先办初中一年级，拟逐步扩大为职业中学。
对于学生，只要肯用功读书，只要成绩好，不论是否王姓子弟同样培养。他历年办学，所捐资金约计有10万元。我曾问他：“你在几处买地办学，你自己在农村有多少土地？”他说：“黄冈的土地，1932年分售给佃户，价格由佃户评定，分期付款。因为办成三小学由学校购买了黄陂的土地，还有少数祖遗，我既不知丘亩坐落，也未发佃，更没收过一粒稻谷。”因为成三小学问题，他经常同农民接洽，也没有人提过土地问题。武汉沦陷前一个月，学校停办。抗战胜利返汉后，成三学校已拆毁殆尽，校址被国民党人占用另办前川中学。
他办学不成，又拟在汉口办慈善事业。1948年，他和武汉工商界知名人士陈经畬一道，恢复汉口孤儿院，任副院长。不久，孤儿院被焚，他又协助修复房屋，扩充教室，使孤儿院得以恢复。
195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公布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是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关系工商业者前途的大事。为了广泛、深入地在工商界开展学习活动，市工商联适时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时任副主委的王一鸣兼任学委会主任，后改为工商业余政治学校，各区工商联也相应成立学委分会。当时民建武汉市分会推选了李国伟、华煜卿、陈经畬、王一鸣等同志出席了民建总会召开的全体会议，讨论民建会的方针、任务和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工商业者会员在民建会的培养教育下，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紧密联系工商界群众，努力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到爱国守法，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创造条件，争取把自己的企业推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并在企业改造的过程中改造自己。这是工商界自解放以来最广泛、深入的一次重要学习活动。王一鸣在主持这一学习工作中，非常认真负责，他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不少措施，把学习活动搞得非常活跃。如过去一般是按自然行业分组进行学习，但行业分散，集中不容易，那时便改为按街道组织学习，按行政街组织工商学习大组，再按自然街成立学习小组，这样全市工商业者都能参加学习了。为了提高学习质量，交流学习经验，又采用了联组讨论和大会发言。
与此同时，还安排了观摩学习，即业务（或地区）相近的小组，选派几位学习骨干到学习较好的小组去学习观察，以便吸取经验。为了对学习好的同学进行鼓励，还举行了一次评选学习模范的活动。那时是以精神鼓励为主，评上学习模范的在大会通报表扬，每人发了一本印有“学习模范”四个金字的学习笔记本，虽然如此，大家还是很感高兴的。
组织工商业者广泛深入学习总路线，帮助工商业者提高认识和觉悟，对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起了重要作用。记得有一次在市、区学委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王一鸣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学习就是自我教育，重在‘我’字上，‘我’既是受教育的载体，又是进行教育的动力，二者合二为一效果就显著了。”他还说：“陈云副总理说过，在世界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有过先例，但像中国这样的和平改造，却是没有过的，我觉得我们党不是政策一公布就贸然行事，而是通过学习提高觉悟，逐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所以才出现了敲锣打鼓迎接合营高潮的热烈场面。也就是毛主席说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晚年编辑《光明之路》传给后代作为教材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但仍虚心学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1960年，他的错划问题便得到了改正。在十年动乱中，他又遭到诬陷和迫害，也仍坚持对党的信念不动摇，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84年开始，他辑录新中国的几十位先烈和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编写成7万字的手稿，题名为《光明之路》，并亲笔抄写数部，分给儿孙，以作思想教育的教材。他在该书《前言》中说：“感到先烈和英雄们的行动，是人们行动和思想方向的模范，是党主张的共产主义应具备的精神，只有学习英雄们的行动与精神，才是走共产主义的光明之路。”他曾说自己受父亲和祖父影响很大，所以写这本书告诫后代。
1987年，市民建、市工商联和武汉大学合办武汉大学管理学院汉口分院时，他积极参加董事会并任董事。王一鸣一生坚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到晚年他也能积极参加民建支部学习，还写了《八十自述》回忆录。工商联有几部小车子，他极少乘坐，外出时以步当车，或挤坐公汽。他有公费医疗，一般小病他不住院，而是自费买药医治。患病期间，他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抱病参加了《全国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丛书》（武汉卷）的编辑工作。
1989年，王一鸣患重病住进医院。
1990年4月，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即要求出院，以免多花费公款。为了从速答谢去医院探视自己的老同志，破例向工商联借用小汽车半天，访问几家老同志。尚有未访问完的，下午徒步往访，不再借车，他的俭朴精神真是可嘉。
他生前还留下遗言，称自己是11亿人民中非常渺小的一份子，自愧对党和人民付出得太少，但党和人民却给予得很多，要求死后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不登报。这是王一鸣出于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发自肺腑的声音，其热爱祖国、艰苦朴素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委第七、八、九届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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