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6日，是武汉解放55周年纪念日，在这样特别的日子，自然让我们想起那些为武汉的解放作出贡献的革命前辈们。在收集前辈们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华煜卿这个熟悉的名字。他曾任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的人生经历，令我们耳目一新，而他为革命大局忍辱负重的崇高精神，使我们敬佩不已。虽然他已离去近二十载，但他的形象依然那么鲜活可敬。
5月初，在汉口黎黄陂路一幢积满岁月尘埃的西式小洋楼——华煜卿曾经生活了30多年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他的长女——66岁的华楚珩女士。作为伴随父亲走过那些风风雨雨的女儿自然体会更多，从她的眼里，我们既看到了崇敬、深情，也看到了伤感和酸楚。谈起华煜卿的一生，我们在这位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为了父亲而选择独身的华楚珩眼里，看到了深情和伤感。
（一）
在华楚珩儿时的记忆里，父亲高大的身影总是忙碌而神秘的。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中国即将迎来新纪元的前夕，家里常常有些不认识的叔叔、伯伯出入，连母亲也不理解，除了商务，他怎么总有那么多并非商务的活动。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她家底层地下室里刻印出一张张红红绿绿的纸片，上面的文字与当局的意愿有着明显的对立。她亲眼看着父亲将它们散发出去，以她小小的年纪，也能感觉那里充满着危机。但他始终不明白父亲投身的是怎样的一种事业，直到她长大，父亲依然是个谜。
在华楚珩的记忆里，还有一幕是不能忘记的。1949年5月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清晨，她的小手被父亲的大手紧紧拽着来到丹水池，和许许多多的武汉市民一起，迎来了共产党的部队。多年以后，他才知道，为了这一天，父亲冒险做了许多艰辛的工作。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由此，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的白崇禧在最后时刻，在武汉准备实施最后的疯狂——要将武汉化作一座废城。
当时，华煜卿的身份是申新第四棉纺厂、福新第五面粉厂两厂的副经理，汉口市工业会实际主持工作的理事和秘书，他接受党的指示，利用他在武汉工商界的影响，团结工商界人士，安定思想，邀约他们抵制国民党的诱惑，共同留在武汉迎接解放，并想方设法阻止国民党对城市设施的破坏。
那时，武汉三镇的水电供应除了少量自主发电外，均为官僚资本宋子文主办的既济水电公司所属。为了稳住既济公司，华煜卿利用和既济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葆基同乡的关系，动员他不要随同国民党逃跑，不拆迁和破坏机器，并进一步要求他备好燃料，保证全市水电正常供应。
与此同时，华煜卿还对当时武汉电信局局长尤箕照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武汉电信的畅通。
在地下党组织和许多像华煜卿这样的地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武汉临近解放，除了在江汉关附近几条趸船被拿了好处的国民党部属做做样子炸毁外，整座城市市政设施基本没遭到破坏。
当年的中共武汉市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如果没有广大群众为基础的保护网，在大城市中取得这样的效果，那是不可能的。华煜卿便是这网中重要的一个结。
（二）
华煜卿1909年生于无锡，曾经就读于中国著名实业家荣氏家族为专门培养企业人才而开办的职业中专。
1925年他来到汉口，进入荣家办的汉口申新第四棉纺织厂，在那里，华煜卿从练习生做起，凭着他的才智，做到高级管理人员，并成为武汉工商界知名人士。
华楚珩说，父亲年轻时就是—个有抱负、有正义感的人，对中国民族工业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历经战乱，也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
抗战胜利后，华煜卿随工厂内迁回汉，以待大展宏图，振兴民族工业。而政治的黑暗，当局的无能，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引导下，他明白，只有彻底改变现状，才是民族工业发展的真正出路。于是，他开始积极协助地下党，在工商界开展进步活动。
1949年4月，地下党考察了华煜卿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同意他的请求，正式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华楚珩说，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父亲毅然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难想象，父亲的信念是多么的坚定，他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坦然宣称：我是共产党员！然而这个骄傲的宣告却延迟了那么久，直到30多年后，他生命最后的日子，才大白于世人面前。华楚珩永远不会忘记，在病榻前，在组织公开了父亲身份的时候，父亲脸上挂满了热泪，可以想象在那日子里父亲承载的精神压力有多大。
解放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党组织要求华煜卿暂时不公开身份，做了一名长久的秘密党员，便于做党的统战工作。他因此而受到世人的误解，也因此给家人带来了种种不幸。
（三）
1958年11月，华煜卿在武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武汉市副市长，1980年1月，在湖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湖北省副省长。
华楚珩说，尽管父亲曾身兼不同的要职，但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有个身份始终不变，那就是“资本家”。这个不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父亲，笼罩着华家。在那个年代里，华楚珩和她的6个弟弟、妹妹名字前，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定语——“资本家的狗崽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天，在中学任教的华楚珩再次在学校蒙受委屈，回到家里躲在房间里痛哭，父亲走进来，默然坐在她身边，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说，党是有恩于我们华家的，不论你受了什么样的委屈，你都不能对党有什么想法。
“我那时不明白，父亲对党的忠诚，他怎么就不是共产党员，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共产党员的父亲，那样我们的境况就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当时，因为父亲的原因，我的几个弟妹都被下放到偏远的山区。
在那场浩劫中，父亲因“反动资本家”的身份多次被批斗，抄家，被逼写了几万字的“交代材料”。他从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坚持没说出自己是共产党员。
有一次，武汉市委大院有张大字报点了父亲的名，说他是秘密党员，有人看后转告了我。我听后极为兴奋，盼望这是真的，如真是这样，我们姊妹几个在单位的日子就好过了。我满怀希望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却矢口否认说：“大字报是胡说八道，没有这个事！”我失望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华楚珩说，母亲赵锦与父亲青梅竹马到相濡以沫几十年，临到死也不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在武汉市政协图书室工作的母亲，因为“资本家太太”蒙受了种种人身折磨和侮辱，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承受不起。1969年6月的最后一天，她从单位回家，说了句再不去了，便关紧房门，待家人发现，她已吞安眠药多时。父亲回来将她送到医院，却没能挽回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华楚珩说，那些日子，父亲常常一个人独自垂泪，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误解，包括家人的误解。
父亲有难言之隐，华楚珩从父亲悲哀的眼中解读出了这样的意思，她决定终身不嫁，一生陪伴父亲。
（四）
1980年，华煜卿已入古稀之年，这时他担任湖北省副省长职务，繁重的政务使他病倒了：脑血栓将他困于病榻。他自知生命不久，最终向党提出了他平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要求：公开党员身份。
1982年12月的一天，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刘惠农和市委统战部长余金堂到医院看望了父亲，并转达了市委同意父亲公开党员身份的要求。因父亲在病重之中，他无法言语，只是老泪纵横……迟来的告白，让我们兄妹这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大家都流下了泪水。我们知道，这对父亲有多么重要。那一年，在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父亲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父亲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泣不成声。我们在父亲重病期间才发现，他内衣袋里放着一本红色的党费证，谁也不知道，党费证贴着父亲的胸前有多久！
父亲临终前向子女们交待，他的遗产仅有2万元，其中一张1万元的存折是解放初当时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亲自拨给他的。张书记对他说，看看你的家哪像个资本家，拿这些钱好好把家里装点一下，如今，在生命已是垂危之际，父亲说：“这是党的钱，我们一分也不能动，我死后作为党费交还给党！”后来组织经研究转告父亲，认为他现在重病，作为医药费用好了，但父亲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1985年3月12日，父亲因脑衰竭停止了呼吸，终年76岁。华楚珩含着泪水说，“父亲的胸怀与人格，永远值得我敬仰！”
（转自2004年《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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