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无咎（1906—1993年），江苏无锡人。1950年加入民建。曾任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湖北省工商联常委，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民建副主委，市工商联副主委。
厉无咎，字健行，1906年8月生，江苏无锡人。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荣氏专为培养企业管理人才设立的无锡公益工商中学。1926年赴新加坡。
1931年，厉无咎随荣德生长婿李国伟到汉口申新第四棉纺织厂（简称申四）工作。
1949年，担任申新四厂、福新五厂两厂经理。
1950年，厉无咎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曾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政协武汉市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民建武汉市第三、六、七届委员会副主委。
厉无咎先生于1993年5月23日辞世，2006年适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文表达缅怀之情。
汉口申新第四棉纺织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简称福五），系一代大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集资创办的企业，是荣氏企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两个厂始终由荣德生长婿李国伟主持。作为李国伟的得力助手和荣氏在汉企业最后一任经理，厉无咎为其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怀才不遇走南洋
厉无咎（1906—1993年），字健行，江苏无锡人，1925年毕业于无锡荣氏私立公益工商中学，这所学校是荣德生为充实荣氏企业管理人员，于1919年拨资兴办的一所有工、商两科的专科学校。厉无咎学的是商科，他以第一名的优良成绩毕业后被派往上海茂、福、申新总公司会计科工作。他的上司财务主任许叔娱对下属严厉苛刻，无视这位高才生，到年终厉无咎既未加薪，也未提升。厉无咎是一个很有志向的青年人，眼看在总公司当练习生无前途，便想去英国半工半读学纺织。
1926年，厉无咎主动辞职，离开总公司前往新加坡，在一所华侨小学当老师，想先学好英语，累积川资再去英国半工半读。他在学校当了两年老师，很有成绩，被校董事会提升为校长，这引起一位同事的嫉妒和不满。这人托人从上海打电报给厉无咎，谎称“母病速回”。厉信以为真，匆匆回国返家，见母安然无恙，始知上当受骗。经家人劝说后未再去南洋。
应李国伟聘请到汉口申四工作
厉无咎回国后，即由同学孙翔风介绍任无锡民众教育馆总务主任兼《国民导报》主笔。1931年春，厉接中学同学龚培卿、张之光的信，并附有李国伟的聘书一份，邀请厉去汉口申新第四棉纺织厂担任会计之职。
此前，申四经理李国伟深感申四生产管理方法陈旧，去日本考察学习新的管理知识回国后，对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命令龚培卿在全厂范围内改用西式会计制度。龚感到人手不够，乃推荐厉无咎前去协助。厉协助龚建立了必要的统计报表、核算生产成本等制度，使企业资产、成本、盈亏有了比较可靠的数据。
1931年夏，长江流域大雨成灾，江水泛滥，汉口市区已成泽国。申四、福五两厂地处汉水之滨，也有被水淹的危险，全厂惶惶不安，不知所措。一天，厉无咎因事去纺纱车间，见工程师萧松立等为预防江水浸入车间，正督促工人将主要机器吊在天轴上。厉想这办法不妥，即书面向李国伟建议，利用面粉厂备有的大量麻袋和自备的几艘驳船，到对岸汉阳赫山挖土，环绕两厂周围筑堤，并将附近的张公堤和沿河堤加高，以保证两厂不被洪水浸入。李国伟采纳了这一建议，动员大部分职工由厉无咎带头，日夜到赫山取土，在两厂周围筑起堤防。8月中旬，汉水暴涨，洪水冲至厂区时即为新筑堤防阻挡。经过一个多月与洪水的搏斗，用去麻袋十余万条，细麦（下脚麦）两万余包，费用十余万元，保住了两厂安全生产。从此，厉无咎受到李国伟赏识。
1933年3月29日，申四例假停电，工人点烛照明检修机器不慎引起大火，损失惨重，申四因此破产，除留一小部分人员办理善后外，其他职工被解散。厉无咎被保留厂籍，派去汉口宝隆洋行清理账目。
李国伟因申四火灾破产，对荣氏愧疚在心，提出了“死中求生，出奇制胜”的重建复厂计划。在荣氏兄弟大力支持下，重建厂房，订购新纱机、发电机，修复烬余纱机，增设染整色布工场，使申四成为一个具有纺、织、染整的全能企业，于1935年全面投入生产，并开始获得盈利。1936年，李国伟决定在重庆设置纱布批销处，派厉无咎前去担任会计工作，并嘱咐其要掌握销售职权和调查市场情况。厉到重庆后，专程前往川西、川北一带调查，顺便在川中各地深入了解市场情况，并听取用户意见，随时写成书面报告提供李国伟参考。
内迁重庆建厂立功
1938年，侵华日军相继占领南京、徐州，武汉危在旦夕。李国伟为了挽救民族工业不被日寇破坏利用，打算将两厂机器拆迁川、陕后方。李国伟偕内弟荣一心到四川，由厉无咎陪同视察了重庆、成都等地，并嘱咐厉无咎在重庆寻觅建厂基地。但由于上海股东和荣氏的反对，只拆迁纱机1万锭，布机100台和500包面粉机一组。千辛万苦将机器运到重庆后，上海方面又指示不准动用，不准使用申福新牌号。鉴于当时长江航运已无法通行，不得不将机器由铁路运往宝鸡。
厉无咎眼看重庆市场纱布紧俏，运到的机器又不能生产，非常着急，经与章剑慧商议，决定在重庆南岸猫背沱厂基上建筑简易厂房，安装机器。然后又到同事和亲友中筹集资金，再向银行贷款20万元，并商请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暂借8万元，组成庆新实业公司。章剑慧自任厂长，黄亦清为副厂长，蒋叔澄为工程师，厉无咎为营业主任，章映芬为总务主任，龚培卿为财务科长，华煜卿为材料科长，这批原汉口申新四厂的干将有了用武之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仅6个月的时间，就于1939年1月12日出纱开始营业了，这是迁川工厂中最先开工生产的一个。从此，四川省才有机制棉纱，结束了依靠土纱、土布生产的落后状况。面粉厂也于同年5月开工生产，日产面粉500包，取名“顺风牌”。庆新实业公司规模虽小，产量不多，但当时重庆只此一家，产品销路旺盛，供不应求，获利丰厚。
上海股东和荣氏得知这些情况，后悔当初反对在重庆设厂，乃命李国伟强迫章剑慧、厉无咎立即解散庆新实业公司，将所筹集的入股资金，凡不属本厂职工的加上50％的息金全部退还；本厂职工的即转入申四股份，企业仍由荣氏收回，于1940年起改为汉口申四、福五重庆分厂。
厉无咎在重庆建厂中立下汗马功劳，1941年被提升为副厂长兼营业主任。他整日忙于收购原料、销售成品、银行借贷，活跃于重庆市场，在工商界、金融界享有很好的声誉，李国伟也称赞他“秉性正直无私”。
参与社会活动被特务拘捕
抗战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屡次派员到申四、福五厂内活动，企图建立国民党组织。对此，厉无咎说宁可不当副厂长也坚决不愿参加国民党。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要介绍厉为特别党员，厉也婉言拒绝了。厉无咎由于业务关系，接触面广，社会活动多，经常与社会各界著名人士有往来，特别是与一些进步人士往来密切。如他与中共地下联络员冀朝鼎有往来，冀活动需款，厉曾捐赠支持。厉又与胡厥文、章乃器、吴羹梅等组织“星六聚餐会”，曾邀请周恩来到会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他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们的监视。
1940年夏的一天，日机轰炸重庆郊区，厉无咎乘厂里的小汽车前去察看仓库存棉有无损失，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挡车拘捕，不容申辩，被投人监狱。厂中得知后急请无锡同乡会会长薛明剑，转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具保释放。
1945年，全国工业协会推选无党派人士出席旧政治协商会议，名单有：胡厥文、章乃器、吴羹梅、潘仰山、厉无咎、李烛尘等6人。国民党中央只批准李烛尘一人出席，其余被认为是左倾危险分子。为此，章乃器在工业界人士组织的“星六聚餐会”上，建议成立一个以工业界人士为基础的政党，争取在政治上有发言地位。厉无咎和与会人员一致赞成。后来章乃器、胡厥文、黄炎培等酝酿成立民主建国会，黄炎培曾多次邀请厉无咎去座谈筹划。1945年11月，民主建国会即将在重庆迁川大厦公开正式成立，厉无咎也将出席会议，国民党有关当局探知厉无咎是筹组民主建国会的重要人物，警告厉无咎不许再参加民主建国会活动，否则将予逮捕。为了顾全民建组织活动的大局，厉没有出席会议，也未正式参加民主建国会的组织。
苏汰余赏识英才 厉赵联姻结良缘
内迁到重庆的各厂为了联络感情，应付市场混乱和花纱布管制局，主要负责人联合组织一个聚餐会，每周聚餐一次，共同商讨对付办法。参加聚餐的以厉无咎年龄最小，职位较低，可他一表人才，风度翩翩，不卑不亢，能言善道，深得裕大华董事长苏汰余的赏识。苏汰余很想把厉无咎挖到裕华厂工作（当时工商界互相挖人是常有的事），曾私下与厉谈话，愿出高薪聘其为裕华厂的营业主任。
当苏得知厉尚是单身时，愿作媒以其姨妹许配，厉婉言谢辞了。然而苏汰余感到人才难得，再次由黄师让出面，聘请厉到裕华任经理，亦被厉婉言谢辞。裕华厂内有一位美貌能干的江苏籍女职员赵蓉小姐，经裕华高级职员多次假借名义设法使厉无咎与赵见面会晤，使双方建立感情，最终喜结良缘。可是厉无咎始终未去裕华厂工作，为此，大家戏称裕华厂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抗战胜利回汉复厂
抗战胜利后，厉无咎留恋重庆无心回汉。经李国伟命令厉任汉口申四厂厂长，并催促厉立即去汉口负责复厂工作，厉才于1946年6月由渝飞汉。厉到汉后，复厂工作仍是百废待举，工作繁忙，困难重重，更由于厂房和宿舍均被国民党后勤部汽车修理厂占据，迟迟未能收回，影响装机，至1948年7月才部分开工生产。
1947年，李国伟当选为汉口市工业会理事长，厉无咎被选为理事兼总干事。他曾被派往南京为李国伟竞选立法委员活动，但以失败告终。
1947年12月，重庆军政部纺织厂登报招标出售。这个厂原是汉口日本泰安纱厂，抗战时被国民党后勤部拆迁重庆。李国伟决定派厉无咎前往重庆投标，将军纺厂买下来。厉临行前，李国伟谈了自己购标军纺厂的动机，一再强调并不贪图那套陈旧生产设备，而是报复20多年前受日本泰安厂的欺侮，申四险遭吞并的仇恨，所以务必设法得标。厉无咎去重庆时，在飞机上巧遇中央信托局敌伪产业清理处处长钟朴生，钟正奉命去重庆处理军纺厂标售事宜。他们是老朋友了，厉探得标底和开标揭晓日期，终于以1555.5万元中标，并将该厂改名为渝新纺织厂。厉此行不辱使命，使李国伟扬眉吐气，李逢人便说：“过去泰安想吞并申四，今泰安终归申四所有。”并称赞厉无咎办事干练。
因病去沪未能迎接武汉解放
1949年初，李国伟率领总管理处去香港前，任命厉无咎为汉口申四、福五两厂经理，李行前约厉无咎到家中谈话：“武汉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解放军已逼近武汉，很危险。”他邀厉一同去香港，两厂业务暂由华煜卿等代理。厉无咎答称“不拟去香港，愿意留汉与两厂职工共同维护生产”时，李勃然大怒说：“不知好歹。”谈话不欢而散。厉无咎之所以不愿随李国伟去香港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曾与好友赵忍安（中共地下联络员，当时是汉口和成银行的经理）约定，共同留在武汉迎接解放。李去香港后，厉无咎因患肠结核和胃出血住院，后病情加剧，由夫人赵蓉陪同带领全家去上海治疗。在沪期间，李国伟又命其长子李志方特地送去飞机票再次邀厉赴港，厉仍婉言谢绝。
此间，厉的同乡施之铨（民建总会武汉推广会务代表之一），应中共邀请去香港拟转赴解放区参观，经过上海时，向民建总会地下负责人胡厥文汇报武汉工商界情况，建议在武汉工商界吸收进步人士入会，建立民建组织，开展活动，迎接解放，并推荐厉无咎等入会。
此事厉无咎因病在上海一无所知。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武汉工商界组织以陈经畬为团长的访问团到上海，动员在沪武汉工商界人士返回武汉。赵忍安为访问团成员之一，行前曾电告厉先行向有关方面联系，并为访问团安排住宿等事宜。赵到上海后即与厉无咎会晤，并告以武汉的一切情况。当厉无咎得知武汉和平解放，并已有民建地下组织和申、福新两厂安然无恙的消息，感到十分快慰。但他又对未能留在武汉参加民建组织和迎接解放深表遗憾。
解放后的厉无咎
武汉解放初期，城乡交通不畅，市场凋蔽。在此情况下，华煜卿、张之光函电催促厉无咎回汉主持，厉于1949年秋带病回汉。他回汉后立即投入厂务和处理劳资纠纷，并采取措施平衡产销，保证工厂正常生产。当时棉花价格上涨，厉为了保证原料供应，即抛售棉纱，并将纱价按花价上涨幅度提高20％左右抢购原棉。这是解放后第一次物价高速上涨。1949年11月初，《长江日报》揭露裕华、申新提高售纱价格，影响物价波动，厉无咎受到严厉批评，并为此作了公开检讨。
1950年2月，厉无咎经余金堂（中共党员，当时尚未公开身份）动员，由华煜卿、孙运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弥补了过去两次失去参加民建的机会。厉无咎自参加民建后，历任民建市委委员、常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以及民建中央委员等职务，在武汉工商界中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抗美援朝期间，他任武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两次参加示威大游行，首先响应增产捐献飞机大炮保卫国家的号召，捐款名列各业之首，并光荣地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五反”运动是对工商业者的一次严峻考验和深刻教育。厉无咎作为荣氏在汉企业的资方代理人，大会小会接受职工检举揭发，运动中他被划为“基本守法户”。“五反”结束时，他建议李国伟将沙逊、怡和两处房地产作为退财补税，接受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厉无咎首先申请申四、福五于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当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宋侃夫宜布，武汉市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时，武汉各界人士在漫天大雪中举行庆祝游行，厉无咎带头手拿镰刀斧头，兴高采烈地走在游行队伍前列。
厉无咎的一系列爱国爱党行动，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他先后当选为武汉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市政协第二届副主席，全国政协特邀代表。他的夫人赵蓉亦当选为市一、二届人民代表。
可是在1957年，厉无咎没有能逃脱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厄运，被错划为“右派”，并株连搞社会工作的妻子也被划为“右派”。从此，他们走了20多年坎坷困苦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厉无咎夫妇得到彻底平反。晚霞放晴，他不计名利荣辱，一如既往地为民建、工商联奔走，为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值得钦佩的是厉无咎与夫人赵蓉，是一对“举案齐眉”、同甘共苦的模范夫妻，他们的家庭连年被评为“五好”家庭。厉无咎病重期间，赵蓉衣不解带，始终服侍在侧。1993年5月23日，厉无咎在深圳病逝，享年87岁。
（作者系原申新第四棉纺织厂、福新第五面粉厂公司经理室秘书，1950年加入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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