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育之(1906—1981),名国英,湖北随县(今随州)人。中国民主建国会早期会员,爱国工商业者,曾任湖北省商业厅副厅长、湖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何成濬在日记中记载与秦育之的交往 ( 供图:胡艳涛)
秦育之出身随县厉山镇商界之家,少读私塾,长而习商。1928年赴汉口助父经营“秦福记”花行。次年,何成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秦育之藉与何的同乡关系,筹集资本,使厉山棉花“厉山细绒”迅速在湖北打开市场,与同业巨头黄少山“松茂长”、陈兰升“裕泰升”在汉鼎足而立。1937年,秦被推任汉口棉花公司同业公会常务理事、随县厉山镇商会会长。时日寇侵华,日纱大批进口,花价猛跌,加之随县至汉口交通堵塞,秦辗转于汉口、樊城、万县、重庆等地,惨淡经营米粮、土布、染料,挣扎图存。抗战期间,日寇多次蹂躪随县,敲诈秦家,“秦福记”损失巨大,濒于破产,秦育之仰天长叹。抗战胜利后,秦举家回汉,重振“秦福记”花行(1948年改牌号为“亚新”),并扩大贸易,兼营豆饼,远销粤、台、港。当时国统区税如牛毛,货币一再贬值,“厉山绒”前程未卜。
1949年是秦育之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 是年4月,秦育之在广州“秦福记”分行操持棉业。时解放军南下,秦受国民党政治谣言、欺骗宣传的蒙蔽,携眷卷资避于香港。后从《大公报》上得知汉口行情稳定,“厉山细绒”价格回升,武汉市军管会保护、资助工商界复业等消息,遂荫归心。不久,秦父从汉频频函告:依靠政府贷款,在汉以两百担花净赚九百担。秦育之归心即定。同年9月,秦乘首批海轮经天津返汉,见新中国日新月异,感慨弥深。次年,在人民政府组织下,秦与华煜卿等再去香港,规劝避港工商业者归返。是时朝鲜战火纷飞,美国军舰猬集台湾海峡,在港人士谈虎色变。秦却心诚意笃,频频往返于香港、九龙之间,以亲身见闻与同行者配合,劝说汉口“桐油大王”贺衡夫、花纱行巨头程子菊、何祥林等于1951年初归来。

秦育之早期证件
返回武汉后,秦育之在多个方面率先响应政府号召。人民政府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工商界人士多徘徊观望,秦毅然带头认购。嗣后首先响应政府“商业转工业”的号召,积极将其余资本投资筹建武汉第一家商转工企业——“开明油厂”,任该厂副董事长;继又与鲁文礼等合资兴建“新亚造纸厂”,任该厂总经理。1949年,秦育之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参与湖北省工商联筹备工作。1951年,秦代表湖北工商界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即率领曲艺队遍历荆州等十几县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推动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次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秦主动退赔纸厂“漏税”十万元,不久,政府深入调查,了解到纸厂没有漏税,将其十万元退还并定秦为基本守法户。秦深感意外,联想到国民党抽税无孔不入的情景,倍受感动,主动说服叔父秦观楼以及工商界端正对“三反”、“五反”运动的认识。
新亚造纸厂创办初期亏损严重,秦育之拿出个人资金,变卖咸安坊住房以纾厂困。 新亚造纸厂初建五年间,亏损达二十余万元。秦想到人民政府对自己的信任和帮助,即拿出自己所有资金,卖掉咸安坊住房,协助解决该厂困难。以后“开明油厂”盈利渐增,秦又赞同厂方将部分利润用于改善工人福利。在武汉私营企业中,油厂工人最早穿上哗叽布工作服。1955年,纸厂扭亏为盈,油厂销路扩大,利润剧增。尽管两厂产销形势良好,秦仍不讲任何条件,带头响应政府号召,实行公私合营,并主动率领省工商联干部下市、县宣传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全省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起了促进作用。1956年,秦调任湖北省商业厅副厅长,参与管理全省商业物价工作,经常主动下乡调查研究。厅内干部常以其年事已高相劝阻,秦往往谦然笑道:“光坐办公室,难得搞好物价”。无论到山区或丘陵地带调查,均风雨无阻。秦对商业厅工作和省工商联会务认真负责,在全省工商界中有较高的威信。
在会内与公职方面,秦育之历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分会委员,湖北省工商联第一至第五届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妻子时有抱怨,秦育之取出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与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合影,以毛泽东会上所言“只要你们为社会主义出了力,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相劝,叮嘱家人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秦育之于1981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秦育之的一生,由旧式棉商到爱国工商业者,由避港疑惧到现身说法劝人归来,由带头认购公债、率先公私合营到跻身人民政权商业管理岗位,其转折之大,在湖北工商界中具有代表性。秦积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并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人朴实寡言,不事修饰,而遇事能断,守信于党,见诸行事者,历历可考。
(源自以下资料整理:1.1985年《随县志》征求意见稿;2.《武汉市志-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