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这是当前国际社会的热议话题。由于现代政党政治发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因而一些人惯于以西方政治话语体系和政党政治模板来解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主流政党制度不兼容、不接轨，断言中国的政党制度将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短板”。对这种观点，法国政治学者帕斯夸里·帕斯奎诺的评论颇为中肯。他认为，如果从西方政体类型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21世纪的中国，无疑会得出简单化的结论。因此，克服认识上的偏差，需要抛开西方政党政治学所固有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把中国的政党制度放到多维视野中去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历史性维度
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谱系中，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两党制，还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多党制，都经历了长期的孕育发展。英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政党的国家，但两党制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1694年第一个政党内阁出现，到1868年大选两党制完全成熟，历经两个世纪。美国在1792年大选中形成了联邦党、民主共和党两大全国性政党。1800年大选中，民主共和党入主白宫并连续执政24年，联邦党逐步瓦解消散。此后，随着民主共和党内部分崩离析，形成了民主党、共和党，最终在1884年形成稳定的两党制。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中就出现了维护旧秩序的贵族派和拥护新制度的爱国党，但政党制度确立却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这个时期政党林立，伴随着保王党衰落、共和党执政和工人政党诞生，逐步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多党制。
从英、美、法政党制度的形成来看，政党产生和政党制度确立都是在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通过不同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逐渐演进而成。英美之所以形成两党制，是因为它们在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成熟稳定并与政权直接关联的两大政党。法国之所以形成多党制，是由其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经济上，小农经济占优势，经济上的分散导致政治力量的分裂，使得法国政党林立；思想上，自由主义、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等思潮此起彼伏；选举制度上采取了有利于小党的比例代表制等。由此可见，欧美国家的政党制度体现了各自国情特点，适应了内部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需要。因此，从历史维度看，政党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反映了不同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近代中国曾有过模仿西方议会制、内阁制、多党制的试验，但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晚清一些维新思想家主张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治。民国初年，政党林立，结果是“党见分歧，心意各别，欲图和衷共济，更所难得”。袁世凯称帝后，多数政党烟消云散，议会制、多党制的尝试宣告失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一党训政制度。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致呼吁结束一党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国民党为继续一党专政不惜发动内战，并宣布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与民主党派协商建国、民主建政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百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自然历史结果。
内生性维度
二战后，一些相继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效仿过去宗主国，实行了两党制或多党制。苏东剧变后，原苏东国家在放弃共产党领导后也采用了多党制，非洲还出现了多党制风潮。环顾当今世界，实行两（多）党制的国家占多数，但真正因为实行了两（多）党制而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多。为什么？这是由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普遍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本土发育才完成，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力图依靠政党制度的“进口替代”，或在自身政治肌体上进行“肢体移植”，短期速成必然会带来先天性排异反应等缺陷，甚至有的国家只搬来了多党民主的外壳，却未能学到民主政治的精髓——妥协与尊重选举结果，而代之以街头政治或兵刃相见。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实行了多党民主政治，却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他在分析印度多党制时认为，印度政治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满足说300种不同语言、来自多元种族的国民。但是，当政党政治玩得过火时，负面的影响就出现了。例如，当某个政党一上台，一些反对党就会迫不及待，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把它拉下台。因此，稳定而成熟的政党制度具有内生性，需要一定的阳光、土壤和水分的养护。简单移植别国的政党制度，如果缺少相应的环境支撑，短期内很难成功，多数情况下还会妨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定要警惕“多党制幻觉”，避开“多党民主陷阱”。
从内生性维度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扎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基础上。正如帕斯奎诺所说的那样，“中国过去60多年来的政治发展历程与19世纪到20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演变过程是完全不同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新生人民政权的基础是工农联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善于学习、调整和吸纳的执政党，力求包容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包括八个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界别数量达34个，基本涵盖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显示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张力和弹性。另一方面，它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选贤任能政治传统、治国安邦的历史使命、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兼收并蓄的包容文化等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要比多党竞争、议会政治更适合中国国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目前，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存在着6200多个政党。这些历史背景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价值理念多元的政党通过不同形式执掌政权和参与政治，形成了不同的政党制度，既有非竞争性的一党制，也有竞争性的两（多）党制，这正是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一党制，而是立足于共同政治经济基础上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也不是多党制，而是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在政治关系上，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两者是合作关系；在政权关系上，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两者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而不是竞争性的轮流执政关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融合了不同政党制度的稳定性、监督性等优点，又体现了自身的主导性、包容性特点，已经内化为中国体制的力量，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认为，“如果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放到全球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一个政党有效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国外的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一样，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体现。对此，我们有理由自信，不应妄自菲薄。当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的政党制度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在制度化、法治化方面进一步自我完善。在这方面，东施效颦是可笑的，固步自封也是愚昧的。
实践性维度
一种政党制度是否有效，归根到底要看它能否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把中国引入欣欣向荣、充满生机的上升通道，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在发展中国家奔向现代化的长征中脱颖而出。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国政党制度的有效性。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功应归功于中国的“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益文化”。美洲开发银行把政治体制与人口、地理共同列为影响现代化发展的三大非经济因素，认为政党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只会中断经济发展进程。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是确保政党政治不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多党制并不是民主政治的象征，而是政客们个人政治野心的战车，如果某一政客在原来的政党中无所施其计就会组建新党，这种“低水平的政党制度导致政治紊乱和暴力”；因此，对于政治发展来说，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吸纳现代化过程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
民主政治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我国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的方向。但它不是在实验室封闭环境中完成的科学实验，而是涉及中华民族前途和亿万人命运的社会实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存在可以简单复制的模板。我们并不是笼统地、一般地去反对多党制本身，而是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所反对的，只是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不顾时空条件，把国外政党制度照搬到当代中国的主张。一些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多党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当代中国无力承受的！
国外的现代化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最后都要追溯到政治原因。没有一个稳定而高效的政治体制，就没有社会经济文化的高速增长和协调发展，即使有一时的高速发展，也不能持久。现代化进程一般需要两个“发动机”推进：一个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原动力是市场扩张带来的活力；一个是收益分配的发动机，其原动力是政府调控带来的稳定。两个发动机的有效运转及相互关系的协调有赖于健全的政治系统，政党制度作为这个政治系统的核心部件，显得尤为重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够把国内各种力量有序“组织起来”，而不是无序“竞争起来”，正是中国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因此，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我们有理由自信，有必要从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过程中，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发展之路，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周余云 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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