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政治气氛活跃，人民充满了对胜利的喜悦，憧憬美好未来。
在大后方四川，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团体和政党，神州大地上“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摧残的民族工商界代表人士也强烈呼吁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实现和平建国。
在这种形势下，与工商、金融界有密切联系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迁川工厂联合会负责人、工业家胡厥文，金融、经济界著名人士章乃器、施复亮等相聚在一起，谈论组织政团的设想。不久一个进步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孕育成熟。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宣告成立。主要成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迁川工厂联合会、金融界、教育界等中上层人士，代表着工商、金融及文教等方面的利益。
民主建国会从1945年8月21日由黄炎培等人相约商谈组织之日起至12月16日正式成立止，共举行了24次会议，发起签名的有134人。在此期间，得到了中共领导同志的支持和鼓励，有一次，王若飞同志去看望他的表妹聂敏君，表妹夫张雪澄问王若飞，你对酝酿中的民建有何看法？王若飞毫不犹豫地鼓励张雪澄积极参加，并说民建是有前途的。1945年11月下旬，董必武刚从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回到重庆,就特意安排时间与黄炎培“长谈”。
民主建国会成立，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所以当时的官方报纸未作报道，而中共的《新华日报》却报道了成立的消息及成立大会的情况。中共代表团还在重庆“中三路”所在地为祝贺民主建国会的成立，举行了一次“颇为隆重的招待会”。
民主建国会成立不久，胡西园见到周恩来，向周恩来汇报了民建的情况，周恩来对民建表示赞许，对胡西园说：“前途光明，好自为之”。
民建初创时期，许多中共地下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民建组织，尤其在重庆这段时期，中共上层领导，如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与民建主要领导黄炎培、胡厥文等接触联系、交换意见的机会较多，中共上层领导对当时局势的洞察秋毫、精辟分析，对民建领导开阔视野，坚定信念起了相当的作用。
1946年1月，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召开前夕，8日，民主建国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许多党派都有著名人士参加，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也出席了。董必武还在会上发言，对民主建国会在此期间的政治主张表示肯定。
1946年4月12日，民建从重庆迁到上海，上海成为民建活动中心，此后又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11月10日，在民建上海分会成立会上选举产生的19位理事中就有10人是中共地下党员。理事李正文回忆说：“我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中共）上海局决定，张执一同志领导的。”民建开展活动，“几乎每次黄任老（炎培）都叫我参加”。“关于民建会的活动，我是每周一次，定期向张执一同志请示汇报的。也完全可以说，通过张执一同志，民建会是在中共上海局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在思想上、组织上，职教社和民建会同共产党的关系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分不开的”。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时，主要是由部分爱国、进步的工商界、金融界及文化教育界中的中上层人士所组成。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民建的主要领袖黄炎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著名教育家。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一行6人来到延安访问，在短短的5天中，与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主席长谈达十几个小时。回重庆后毅然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秉笔直书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延安边区政府廉洁奉公，人民安居乐业，共产党的干部和将领温文尔雅，边区处处充满了温暖和光明。黄炎培说：“我不信佛，但我一生不打诳语。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既然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论”。其他的几位民建主要创建者，如胡厥文，1946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曾应邀出席了在曾家岩张治中将军住宅举行的茶会。随后，胡厥文等6人又在重庆“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同志。在这两次聚会上，中共领导人与他们畅谈了国内形势，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共产党对民族工商界的政策等。还有如全国救国联合会领袖、闻名全国的“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曾担任过中共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施复亮，都是社会著名人士。
1947年1月，国共和谈破裂。11日晚上7时，民主建国会以新年联欢茶会名义集会，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工作人员潘梓年、陈家康等人参加，来宾中还有章伯钧、马叙伦等知名人士。茶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有民建会员百余人参加。董必武发表了演讲，重申了中共对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严厉谴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给与会者极大的鼓舞。
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在中共的帮助下，民建会员积极参加了各项政治活动，中共党员的思想言行、优良品质影响着其他会员。不但使民建增加了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帮助民建组织提高了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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