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节节胜利。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民建积极响应并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第一节 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一、由公开活动转为地下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以后，国民党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加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迫害民主人士。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并由所谓“观察家”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5月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各级党报“揭露”民盟、民建等团体的“共产奸谋”。7月上旬，伪“国大”通过了所谓“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戡乱动员令”。随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大批爱国人士。10月间，又在上海、西安、杭州等8个城市先后屠杀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2000余人，开始了蒋介石独裁统治最黑暗的时期。10月27日，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建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因而倍受迫害和镇压，民建会所数度被查抄。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民建总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争。
民建总会迁到上海后，于1946年10月创办了机关刊物《民讯》，主要刊载民建的重要文献，宣传民建的政治主张，在扩大政治影响、推动会务、沟通成员联系方面发挥作用。随着民建转入地下活动，《民讯》在出版了4期后被迫休刊。
为适应地下斗争需要，总会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1947年11月18日，在沪的理、监事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杨卫玉、冷遹、盛丕华、俞寰澄、陈巳生、章元善、王纪华、范尧峰、杨美真等秘密召开会议，商讨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之后，民建要采取的策略。会议决定，把理、监事和主要骨干分别编入以青建、英建、包建、寰建、康建、修建、核建、纪建、轮建等为代号的小组，每周采用聚餐、茶会等方式进行分散活动。民建核心层的活动也经常替换使用各种代号或跨组进行。留沪的主要成员的活动地点主要有盛丕华开设的红棉酒家、上元公司，胡厥文、包达三、王艮仲等人的住宅，各同业公会的会所等。活动内容主要是交换情况，沟通信息，研讨政局时事，商量会务发展。有时邀请著名人士共同交换意见，分析国内外形势，传播战场消息。这些经常举行的秘密活动，团结了会员，联系了群众，稳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许多工商业者因为参加了活动，受到教育，消除了疑虑，陆续参加了民建组织。
民主党派转入地下斗争之后，严酷的现实使民建逐步认识到，实现自身的理想，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惟一的出路。因而这一时期的活动，由维护、贯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逐步转向配合中共推翻蒋介石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斗争。黄炎培曾感慨地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二、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毛泽东于1947年年底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阐述了中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的这一讲话，给民建和工商界以极大的鼓舞。
1948年1月，民建组织会员秘密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一次核心层的聚餐会上，商定要早日派人与香港中共组织和各党派保持联系。随后，王纪华、盛康年等频繁往来于沪港之间，听取在港中共代表的意见，并向上海同仁传达。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很快得到在香港设有总部或有代表机构的民主政团的响应。当时，黄炎培正在上海。他获得消息以后，曾与张澜等商谈响应的事宜。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介绍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行动和立场。随后，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张伯、杨卫玉、盛丕华、俞寰澄、王纪华、陈巳生、盛康年、郑太朴等。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这个决议，是民建在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它实际上宣布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这一事件，为以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12月4日，在香港的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王却尘、俞寰澄、杨美真决定，与民革、民盟、农工党、致公党等联名发表《民主建国会与各民主党派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这是民建转入地下活动以来，第一次以组织名义参加签名的政治文件。
三、成立临时干事会
从1948年秋到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成功在望。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活动日益艰难。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民建总会于1948年11月15日在上海红棉酒家召开常务理事会，决定授权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全权处理总会会务。同时决定组成临时干事会，负责总会与上海分会的地下工作。临时干事会由黄竞武、范尧峰、莫艺昌、何萼梅、周庚、钟复光、朱德禽、胡肇昌、徐又德、张勉之、笪移今、何叔伦、陆亚东、吴荫松、丁云山等组成，莫艺昌、周庚、黄竞武为常务干事。临时干事会下设秘书组、组织组、联络组、财务组。临时干事会成立以后，以“民立公司”为代号，每周秘密集会，联系在沪理、监事，推动各小组进行活动；联络其他党派和人民团体，并与中共上海地下党保持联系。
当时，工商界普遍感到国民党政权将很快垮台，因而十分关注中共的工商业政策。为适应工商界的这种要求，民建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宣传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稳定了工商业者的情绪，为团结工商界支援解放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节 为解放战争贡献力量
一、民建领导人到达解放区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两次致电中共华南分局，邀请在上海和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进入解放区，共同商讨筹备召开人民政协和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民建总会接到邀请后，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协商决定，推派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代表民建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8年12月26日晚，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30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安排下，登上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驶离香港，开始北上。1949年1月10日到达沈阳，受到了中共代表李富春、张闻天的热烈欢迎。到达东北之后，他们先后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电站，大家感到耳目一新，心情非常激动。在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一支歌曲，开头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提议增加一个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1948年年底，黄炎培寓居上海，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中共地下党对他的境况非常关心，经过周密安排，他乘船化装去了香港。同轮去港的还有姚维钧、盛丕华、俞寰澄、盛康年等人。在港期间，他们对民建的立场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得出三点结论。一是民建的特性是代表民族工商业的企业者，二是民建属于政治性的集合体，三是民建的行动方式是团结、合作。黄炎培一行还与中共代表作了多次商谈。1949年3月14日，黄炎培一行离港，25日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孙起孟、施复亮、罗叔章、胡子婴等一行35人，乘“天津解放号”专车由沈阳抵达北平。天津的李烛尘、资耀华也于同日乘车到达。至3月底，民建的主要负责人都已陆续到达北平。
4月初，民建恢复了总会常务理事会。9月20日，为发展会务、配合经济建设，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成立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会议推选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胡厥文、吴羹梅、施复亮、陈巳生、章元善组成会务推进综合领导小组，由胡厥文为召集人，吴羹梅、施复亮为干事。1949年9月27日，总会理、监事会议决定，民建总会由上海迁往北平。
二、拥护“将革命进行到底”
辽沈、平津、淮海战役以后，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发表“求和”文告，提出与中共进行和谈。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5日，发表《评战犯求和》，揭露蒋介石求和的阴谋，接着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以实现真正的和平。
各民主党派热烈拥护“将革命进行到底”，支持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1月22日，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与李济深等55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在今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之对象，是障碍中国实现独立、民主、自由、幸福之最大敌人，倘不加以彻底肃清，则名实相符的真正和平，绝不能实现。因此，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最近发表的对时局声明，为了贯彻革命到底，为了粉碎和平攻势，严正地揭穿了蒋美集团的阴谋，而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这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出的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我们“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三、积极配合大城市的解放
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序幕拉开了。天津是民族工商业者比较集中的地区，稳定工商界情绪，不仅关系到天津日后生产的恢复，也对其他城市有重要影响。
李烛尘以天津市参议会议长之职，日夜奔走各方，与周叔弢等一起，同民族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经常聚集在三五俱乐部共商和平解放事宜，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中共地下党也派李定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经常到这里参加活动。
为避免天津毁于战火，李烛尘等人力劝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放下武器，争取和平解放。这些工作虽然没有成功，但对于动摇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李烛尘劝降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工作取得了成效。天津解放前，李汉元已下令保管了警察局的档案和物资。在天津解放之际，他下令释放了全部在押人员，解除了全部警官的武装，并下令各分局和保安大队维持治安，防止发生破坏和抢劫。
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李烛尘、资耀华等就恢复经济问题向军管会提出了意见。此后，多次与市长黄敬探讨迅速恢复工业生产和开展经济建设等问题，为重建天津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为解放和接管我国的最大都市上海，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嘱勉民建理、监事为解放上海效力。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盛丕华、吴羹梅、张伯、俞寰澄、包达三、盛康年、胡子婴等，就接管上海的问题连续在北京六国饭店开会，先后7次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期间，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施复亮、包达三、张伯、孙起孟、吴羹梅、胡子婴、俞寰澄、杨美真等到香山双清别墅餐叙，听取意见。
4月24日夜，黄炎培在电台作了《为人民解放军迫近上海，劝上海同胞作局部和平运动》的广播。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起草了《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并设法送给上海的胡厥文，准备在上海解放时发表。民建的宣言号召上海的工商业家，按照“增加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维持并恢复生产，协助人民解放的事业，并毫不迟疑地振奋起来，支援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许多民建会员利用各自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姚惠泉、陆勋把上海碉堡的分布图及时送到解放军部队，为进军上海创造了条件。胡方、夏循元组织人员保管工厂账册、图纸，保护机器设备等物资。
5月27日，上海解放。张勉之、范尧峰、张雪澄、胡厥文、俞寰澄、冷遹、杨卫玉、徐永祚、陈巳生、盛康年、章元善、朱德禽、莫艺昌、王洪昌等人联合发表了题为《我们要立即复工复业，尽我们应尽的责任——上海市工商界人士宣言》，表示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协助军管会检举四大家族财产和官僚资本企业，使人民财产不受隐匿的损失。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原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6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决定聘请黄炎培等十四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给华东局电》，其中黄炎培、施复亮、盛丕华、包达三、张伯、王却尘、吴羹梅、俞寰澄、胡子婴等9人为民建会员。他们在1个多月时间里，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一起，集中商讨了粮食、劳资、就业、公用事业等问题，为协助做好上海接管工作贡献了力量。
民建成员为成都的解放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9年5月，黄墨涵来到成都，与陈祖湘、张再生、龚思义、楼兆馗等一起开展工商界的工作，迎接成都解放。1949年下半年，黄墨涵、陈祖湘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的手抄本向会员秘密进行传达，统一思想。然后，由会员分头向所联系的对象进行宣传。
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残余部队聚集四川，扬言在撤退前炸毁工厂，破坏一切设施。中共地下党号召“护厂”、“护店”，迎接解放。黄墨涵、陈祖湘、张再生、龚思义和黄鱼门通过成都市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乔曾希、警察分局局长熊倬云、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黄调元、国民党一二六师师长谢德堪、九十五军军长黄逸民等派出部队守卫工厂、商店。同时，组织工人护厂队保全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完成了配合和迎接成都解放的光荣任务。此外，民建会员赵懿明和民盟的同志一道，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策动和协助川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率部在彭县宣布起义，实现了四川的和平解放。
解放军入城后，国民党残余特务和土匪制造谣言，发动暴乱，阻碍城乡物资交流，破坏货币信用，扰乱市场，危害人民生活。为了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必需，黄墨涵、陈祖湘极力支持张再生接受军代表李青匀的布置，服从人民政府的指挥和安排，派出得力人员分赴四门粮油市场，帮助政府大量抛售大米。同时，要求民建会员经营的厂、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鼓励职工坚持全勤。这些工作，为安定人心、稳定市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解放战争中，有的民建会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黄竞武烈士，1903年出生于上海川沙，是黄炎培的次子。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9年他回国后，任湖南沅陵盐务稽核所所长，因革除时弊，为上级所忌而辞职。抗战期间他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开始投身民主运动，担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抗战胜利后他随中央银行复员回上海，并加入民建。在国共和谈时，他曾一度担任周恩来与美国方面会谈时的翻译。1947年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以后，黄炎培受到监视，不能公开活动，重要事务由他代为联系。后来，形势更加艰难，他同表叔孟征祥等共同奔波，建立了秘密联络点。1948年冬，他受命与莫艺昌、周庚等担任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具体负责民建的组织工作。上海解放前夕，黄竞武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秘密进行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偷运黄金、白银去台湾。同时，联系新闻界朋友揭露国民党的偷运阴谋。二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1949年4月24日夜，黄炎培在北平向上海人民作了广播后，大家提醒黄竞武注意隐蔽，谨防毒手，劝他暂时离开上海。黄竞武为预防万一，把民建的组织名册和各项重要文件及时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然后，他仍照常办公，并把办公室作为秘密联络地点。5月12日上午9时，当他踏进办公室的时候，突遭特务逮捕。在受审时，尽管受到毒刑逼供，但他始终严守秘密，坚贞不屈。5月18日深夜，黄竞武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上海解放以后，市政府追认黄竞武为革命烈士。
姜化民烈士，1903年出生于江苏沭阳，上海大夏大学毕业。1928年1月，他参与沭阳革命青年反击当地土豪劣绅武装力量的斗争，震慑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气焰。1930年后他在沭阳办教育。抗战爆发后他北上抗日，在西安的抗日青年集训班执教一段时间，后被派去重庆中央工业试验所工作，业余进行工人补习教育。抗战胜利后，他回上海先任中纺17厂厂长秘书，后为接近工人群众，自愿当伙食管理员。1946年，他参加民建组织，后被选为上海分会理事。1949年5月14日晨，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中纺厂宿舍，姜化民与其他6人一起被捕。在狱中他遭受“老虎凳”等酷刑逼供，坚决不向敌人屈服。后来，由于特务抄到了一些密件，暴露了身份，于20日在闸北宋公园惨遭杀害。上海解放后，市政府追认姜化民为烈士。
郑太朴烈士，1901年出生于上海。他早年进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利用有利条件发奋自学，数理、外语、史学成绩惊人，深受蔡元培赏识。1922年他被提名由商务印书馆资助保送德国留学。1924年在柏林与朱德、邓演达相识，并任中国国民党海外支部驻欧总支执委，后任中国共产党留德直属组书记。1926年他回国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校委会常委。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参加邓演达的第三党，任组织部长。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捕杀后，他也被判处死刑。淞沪战争爆发后，经宋庆龄等营救获释，因健康原因专心从事教育和著述，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著述成果丰硕。民建在重庆成立时，他参加了民建组织，1946年被总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增补为常务理事。1949年年初，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在去香港途中，由于他平时生活艰苦，健康状况较差，不幸猝然晕倒，当场亡故。上海解放后，市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四、发表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
1949年4月3日，由毛泽东领衔的10个党派负责人联合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民建推选黄炎培代表民建参加署名。这一事件，标志着民建放弃了最初提出的在美苏两国之间采取平衡政策的主张。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清朝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关系。其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仇恨，并把颠覆新中国的梦想寄托在发展“民主个人主义”上。
白皮书的出笼，对各民主党派是一个严峻考验，也是绝妙的反面教材。针对美国的白皮书，毛泽东先后发表了5篇评论文章，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黄炎培、杨卫玉、罗叔章、孙起孟等民建主要领导成员多次开会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评论文章。经过集体讨论，由孙起孟执笔，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发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声明中，揭露和驳斥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民主个人主义者”颠覆人民革命的阴谋。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工具”。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它出现在历史舞台开始，“就受到封建的阻碍和帝国主义的摧残”，而帝国主义的危害“尤其严重”。“中国近百年史黯淡的一页也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的一页”。通过长期的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品质得到提高，“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终于获得解放，从绝望中复苏回来。今后怎么样，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订得明明白白，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会大大发展。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民建的声明，阐明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声明的发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声明发表的当天致信黄炎培，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8月24日，黄炎培复信毛泽东：“读尊示对民建斥美帝白皮书的发言的指示，我们是很感动，很兴奋的。”“民建自接受团结全国民族资产阶级任务以来，我们常在奋勉之中带一些悚惧，悚惧不是对外，倒是对内的教育问题，整个的对外政策的胜利，我们确是有信心的，问题是在如何使得一般民族资产阶级迅速些了解到建设中斗争、斗争中建设的真理，而鼓起他们的勇气，发挥出力量来，希望主席时时指教。”毛泽东读后再次致信黄炎培，“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和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民建的声明在自身发展道路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从民建成员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这一基本状况出发，以毛泽东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科学论断为指导，弄清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从而确定了自己所应当选择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前途。毛泽东的回信，在我国统一战线历史上第一次肯定了民主党派理论建设的重要作用，并把它提到了民主党派建立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的高度。民建对于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和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书信，为民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和接受《共同纲领》，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节参加新政协
1949年5月26日，周恩来邀集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等12位民建理、监事聚餐，讨论民建前途和今后的重点分工问题。周恩来提议，民建应使民族工商业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密切结合起来，团结、教育、领导工商业者，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他建议，再吸收一些私营及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参加。对周恩来的意见，民建同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根据成立初期以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为主体这样一个特点，一致赞成和同意民建以民族工商业者为骨干、包括国营企业管理人员为重点对象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定，为以后民建的自身发展以及在多党合作格局中充分发挥它的独特作用奠定了基础。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先后进入解放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开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15～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等23个单位、134位代表。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中，有民建成员12名。其中，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胡子婴作为民建的代表，李烛尘、盛丕华、包达三、张伯、俞寰澄、吴羹梅作为产业界的代表，罗叔章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筹备会。
在这次筹备会议上，黄炎培被推举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孙起孟、阎宝航、罗叔章被推举为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外，黄炎培、罗叔章被推举参加拟定新政协参加单位及代表名额小组，施复亮、俞寰澄参加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章乃器、李烛尘参加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胡厥文、俞寰澄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李烛尘参加宣言起草小组。
在9月17日召开的新政协第二次筹备会议上，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新政协筹备会《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民建协商产生12名正式代表，他们是：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胡子婴、孙起孟、陈巳生、章元善、盛康年、冷遹、杨卫玉、沈子槎。产生候补代表2名：陈维稷、莫艺昌。此外，其他界别的民建成员或以后加入民建的政协代表还有40多人，他们是：沙千里、孙晓村、李象九、陈经畲、资耀华、周士观、盛丕华、李烛尘、简玉阶、包达三、俞寰澄、张伯、吴羹梅、巩天民、王新元、刘一峰、酆云鹤、罗叔章、篑延芳、侯德榜、阎宝航、吴觉农、徐永祚、黄长水、胡子昂等。
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这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在这个划时代的会议上，各民主党派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商国是。黄炎培兴奋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所新的大厦，是钢骨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单位就是一根一根的柱子。这钢骨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些新的大厦的基础是什么?说理论基础吧，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所新的大厦最高的顶尖上边，飘扬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的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这所新的大厦有多大?有九百五十九万多平方公里。中间住着多少人?有四万万七千五百多万人。连我在内，我们将乘着大厦成立的机会，立刻创设一个工作总机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们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这所新的大厦，周围有很辉煌灿烂的墙壁，墙壁上写着一行一行顶大的大字，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9月22日，民建总会向大会发出贺电：“象征着全国人民大翻身大团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在北平开幕，全国人民今后在毛泽东旗帜之下向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道路迈进，以达到最后的成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彪炳辉煌的一页，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我们为此敬向大会致最热烈的庆贺，并保证今后为彻底执行大会决议而努力”。
9月29日，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履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9月30日，大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黄炎培、李烛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全国各被压迫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具有广泛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民主党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人民政府工作，标志着我国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民主党派已经不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不合法团体”，而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同担负管理和建设国家重任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合作共事关系，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党格局，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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