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于9月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科学地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处理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再次强调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遗憾的是，中共八大以后，由于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错误，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得到应有的贯彻，包括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在内，各条战线的工作都遭到严重挫折。民建的工作也由于这种“左”的错误的干扰，面临严峻的考验。
第一节 一届二中全会
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政治形势的估计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逐步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初步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派是否需要继续存在和发展，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9月，中共八大明确要求全党“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这样，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一项基本方针被确定下来。这一方针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确立，为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为了总结经验，研究确定民建新的方针任务，民建中央于1956年11月召开了一届二次中央全会。
会议筹备期间，在民建中央和地方组织内部，出现了对若干主要原则问题的思想分歧，主要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是否还存在两面性的问题。章乃器等提出了一些观点，引起了会内的争论。鉴于问题层次深、涉及面广，民建中央从1956年10月11～29日连续举行了15次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发动与会人员敞开各自观点，进行自由论证。通过讨论，形成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并通过了《关于在1956年10月11日到10月29日15次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章乃器同志所提出的几个主要原则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向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中央常务委员会请求一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有关对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看法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民建应当如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协助国家彻底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这些文件以及章乃器于11月6日写的《关于两面性、思想教育工作、对党的态度、理论性问题的讨论等若干原则问题的意见》，一并发给一届二中全会的与会人员。
这15次常委会的讨论，是民建在处理内部矛盾方面的一次尝试，它在指导方针上逐步明确并贯彻了“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二是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尤其是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同志要注意多作自我批评；三是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三个坚持”的指导方针，为开好二中全会奠定了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6年11月5～16日，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正式举行。参加会议的有298人，其中中央委员133人，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65人。黄炎培致开幕词，李烛尘作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当前工作方针、任务的决定》、《关于讨论当前几个主要原则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会议发言踊跃，气氛热烈，是民建历史上罕见的。
黄炎培在开幕词中表示了民建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态度和信心。他指出，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向各民主党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民建培养更多的工商业骨干分子，更广泛地联系工商界群众，努力生产，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监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和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提高警惕，为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会议确定了民建当前的工作方针和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工商业者成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协助国家彻底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会议期间，主要围绕章乃器提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展开了争论。章乃器的观点主要包括：
(一)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一面，也就是经济上的一面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基本上不存在了。章乃器提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那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
(二)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就资产阶级分子来说，所谓两面性只是一个思想问题，这不只是工商界的问题，也是当时许多人所共有的长期的思想改造问题。章乃器说：“至于思想作风的两面性，一般不能作为两面性来提；从旧社会来的人都有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那是长期的思想改造问题。不单是工商界要这样，许多人都要这样。”
(三)在现阶段再提“两面性”，会否定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积极因素的提法，会有碍于工商界积极性的发挥，会动摇他们的信心。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讲的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全局，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有关，但不能混为一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都具有两面性，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质使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则有不同的表现和变化。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是：工商业者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职人员，他们有益的生产技术和业务经验已经成为国家的宝贵财富。消极的一面是：他们还具有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从而不能不给企业带来某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并且，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虽然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定息”还存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没有最后消灭，思想改造还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积极的一面会大大增加，消极的一面会大大缩小，并且会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完成而逐步消灭。
(二)把民族资产阶级现阶段的两面性看成只是思想问题，这种问题在劳动人民中同样存在，也是不对的。因为考察民族资产阶级现阶段的两面性，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没有最后消灭，资本家也没有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所以即使就经济方面来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确实存在的。就把资本家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来说，其中必然涉及到思想改造问题，它与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改造问题，也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根本不存在从剥削者改造为劳动者的问题。
(三)当前国家的总方针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一切有利于调动工商界积极性的主张和办法都应当欢迎。然而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究竟什么是当前工商界的积极性和怎样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经过几年来的教育，绝大多数资方人员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积极因素，但不等于否认了他们还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只肯定积极因素，无视或者否认消极的一面，就等于说他们不再需要进一步接受改造，因此就会妨碍他们积极一面的不断增加，消极一面的愈益缩小，从而妨碍他们进一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的积极因素。毛泽东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观点，其实质在于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一分为二，提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从而创造性地把他们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毛泽东的这种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依据，并通过不懈努力，团结、帮助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进而参与新中国的缔造和建设。建国以后，又正因为明确他们具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面性，并据以进行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工商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信心逐步提高，直至敲锣打鼓，积极地参与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当前应当做的是：根据具体实际和成功经验，正确地阐明工商业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面性，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帮助他们通过自我教育克服消极性。
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讨论当前几个主要原则问题的决议》。决议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问题。决议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随着中国人民革命各阶段的发展，而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只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还存在，它的两面性也必然还存在。但这两面性不是固定不变的，七年以来，特别是自从“五反”以后，这种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在不断地增长和扩大，消极的一面在不断地减少和缩小。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由于企业原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因此，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内容也就有了重大的变化，积极的一面已经成为主要的一面。但是由于定息还存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没有最后消灭，而且思想改造还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也还是存在的。民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正确认识当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基础上，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使之能“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因素。
(二)关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决议认为，对于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估价，“不仅关系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而且也必然关系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正确处理问题，也就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对于接受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认识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必须接受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所决定的。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七年来得到了进步与改造。”“现在，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民主党派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对于这一方针，“决不能理解为与任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政治’有什么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任何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则的，对这一方针的曲解，都是有害的”。
民建一届二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处理内部矛盾方面，它运用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敞开观点，自由论证，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为民建此后处理内部矛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对此，毛泽东十分赞赏。同年12月4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称赞民建一届二中全会“开得很好”。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共中央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1957年开展一次新整风运动。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阐述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了推动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约集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民建领导人黄炎培、章乃器、胡子昂、孙起孟等参加座谈。会上，毛泽东谈话表示共产党真诚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意见、作批评，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找出解决的办法。他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切实攻一下。毛泽东的谈话，调动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
1957年5月6日，民建以电话的形式向各级地方组织发出关于积极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着重地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帮助成员深入学习，敞开讨论，以利于提高认识，改进工作，解决矛盾”。5月19日，黄炎培在南京视察时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及“作为民建的成员，应抱什么态度帮助共产党整风”时，黄炎培回答：“我们民建的成员，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一定要以积极的态度帮助党整风。”“民建组织应当鼓励成员鸣放。这样做，也就是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挥监督的作用。”他指出，民主党派，特别是民建，应当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一面帮助党改进工作，一面也虚心地向党的这一整风精神学习，更进一步地改造我们自己，做好我们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中央统战部于5月、6月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又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在这些座谈会上，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多次指出，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批评是诚恳的、正确的，对改正缺点和错误，改进工作极为有利，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中共同全国人民的团结。
1957年春夏之交，在中共整风过程中，极少数人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指导思想已开始发生变化，主题开始由共产党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迅猛展开。
反右斗争开始后，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立即组织召开常委联席会议，并于6月22日向所属地方组织发出《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的指示，推动工商界的反右运动。同日，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光明日报》问题发表声明，指出《光明日报》作为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应该以配合宣传党的政策和贯彻党的政策为主要任务”，要“鼓励所联系的人民群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社会主义总的原则下，帮助党搞好整风运动”。但是，“近两个月来，《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和总编辑储安平，竟利用职权，一度将《光明日报》拉入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章乃器作为民建代表担任《光明日报》社社务委员会委员，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对于他们“这种违背各民主党派政治方向的言行，必须严加谴责”。
1957年6月25日，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在全会开展整风的决定。要求这次整风“应当以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在认识上、行动上都能够解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为中心要求”。整风内容包括对三个方面的认识和行动：一是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党的领导方面；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三是对思想改造方面。并规定在整风期间，“应当暂停止吸收成员和发展组织”。7月3日，民建与全国工商联成立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临时工作委员会，处理有关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工作。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的社论，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和组织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9月9～21日，民建一届三中全会与工商联二届二次执委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在全国工商界开展全面整风的方针、政策、部署等问题，澄清思想，统一认识，掀起一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高潮。会议通过《全国工商界对右派分子展开坚决斗争的联合指示》，推动工商界的反右运动。10月12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整风工作委员会”，负责推动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工商界的全面整风运动。
在反右斗争中，章乃器作为“右派分子的突出的代表”不仅受到了长期的严厉批判，而且撤销了他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所有职务，还有的同志因他的问题受到牵连，成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的进程表明，运动初期，对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大是大非，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民建154名中央委员中，有28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占中委总数的18％；24156名成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00多名，占成员总数的13％。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对反右斗争扩大化，民主党派一些负责人从开始就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提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派别里去。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对右派分子的严厉处罚，使一大批无辜的人们及其家属遭到长期的打击，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才能。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给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民主党派被错误地认定为单纯资产阶级政党、被彻底改造的对象，其政治和社会地位被严重削弱，政治声誉和社会影响被严重损害；组织发展在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处于停顿状态。这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遭到严重挫折，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巨大损失。
第三节 自我改造大跃进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讲话，在指出要把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同时，还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各民主党派也可以开展整风，目的是整得适合人民的要求。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国人民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在总路线提出后，毛泽东、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进一步影响到政治思想领域。
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了《关于工商界从反右斗争阶段转入一般整风阶段的意见》。1月10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举行双周座谈会，讨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草案)》。1月26～28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举行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九次联席会议，对民建、全联的中央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提出处理意见，分别撤销一批人的领导职务。会议强调要开展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整风运动，逐步实现民主党派组织和个人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会议标志着民建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和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整风运动的开始。
1958年2月27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举行双周座谈会，讨论通过《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意见发出后，不切实际地搞起了思想改造大跃进的群众运动。
1958年2月28日，民建中央第四十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号召各地组织“领导会员，掀起自我改造大竞赛，投入生产大跃进，力争三年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3月1日，民建中央发出通函，再次予以强调。随后，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召开，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开展自我改造大跃进运动。会后，由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组成了4个视察工作组，分赴各地进行视察和推动。自我改造大跃进的运动在民建各级组织和工商界迅速展开，并逐步升级。
1958年2月27日，上海市民建全体成员4000人，举行了“鼓起干劲，投入生产建设大跃进，苦斗三年，力争自我改造大跃进”誓师大会，向上海市各民主党派组织和全国民建组织提出挑战，进行自我改造友谊赛。3月1日，民建天津市委、市工商联向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发起思想改造的友谊竞赛，部分工商业者用大字报的形式提出了“向党交心”的口号，要求“把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言行倾囊倒出”。3月4日，北京市近万名工商业者举行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的竞赛大会，大会通过了“鼓起革命干劲、力争自我改造大跃进”的保证书。3月16日，北京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和《上毛主席书》，表示要认真改造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交出心来，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8年4月14～18日，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在天津召开工商界自我改造经验交流现场会议。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7个省、自治区和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武汉、广州、重庆等8个市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交流经验、促进运动。会上，与会人士拟定了自我改造竞赛协议书，使自我改造大跃进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交心运动”是当时民建和工商界进行自我改造的主要方式。从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武汉、广州、重庆8个大城市和太原、成都、杭州等20多个省辖市来看，参加交心运动的工商业者达14 5万多人，“交出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行共3300多万条。”5月以后，交心运动告一段落，各地转入整风辩论，即发动群众“梳辫子”，把自己和本单位在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加以排队、归纳，找出关键，然后开展辩论。
整风交心运动，违背了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客观规律，有的地方还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后果。
1958年12月25日～1959年1月22日，民建一届四中全会、工商联二届执委会三次会议联席(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工商界自我改造、积极服务的若干问题。会议坚持和风细雨、自由讨论的方针，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工商业者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问题的几点认识》和《关于批准李烛尘副主任委员代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在肯定工商界取得进步的同时，提出继续改造的任务；提出了接受共产党领导，在劳动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企业和工作岗位为基地，逐步改造成为符合政治标准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要求。这次会议确立了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并把工作转移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上来，标志着民建内部反右派斗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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