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把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称为“两会”。因为它们都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单位，最主要的是，它们都以工商界人士为成员，都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在目标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带领各自的成员为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会”都被迫停止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两会”都恢复了工作，重新合署办公。当时，全国工商联主席是胡子昂，民建中央主席是胡厥文，在“二胡”的带领下，按照1979年“两会”联合召开的代表大会确定的“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两会”成员“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积极为四化(指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当时有句戏言： “ 二胡一响，必有戏唱”。“二胡”即指胡子昂、胡厥文。“两会”的工作实践也充分体现了统战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经济建设服务的工作方针。
“两会”合署办公30余年
工商联是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民建是党派，为什么称工商联、民建为“两会”，又为什么合署办公呢？实际上工商联与民建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民建成立于1945年，后来全国工商联有的领导人当时就曾是民建的创始人。1953年全国工商联成立时，民建的领导人有的也是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两会”领导人从全国工商联成立时就相互交叉任职，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993年全国工商联七大，长达40年。工商联与民建的合作从全国工商联成立就开始了。1957年根据工作需要“两会”正式合署办公。一直到1991年，为了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经“两会”领导协商，中央统战部协调，“两会”才正式分署办公，前后合署办公长达30多年。直到现在，每年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时，民建界委员和工商联界委员仍一起召开联组会，共商国是。
1977年“两会”开始恢复工作，各自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1978年在两个临时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两会”临时联合工作委员会。全国工商联会刊《新工商》和民建会刊《民讯》也复刊合并成“两会”会刊《服务与学习》。
1979年，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同时举行，胡子昂作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共同工作报告，发出“两会”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动员令。同年，党中央决定为原工商业者摘掉了“资本家”的帽子，极大地调动了原工商业者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两会”成员怀着感恩之心、报国之情，利用一技之长，投身四化建设。他们到老少边穷地区开展经济咨询和工商专业培训，兴办学校，整顿和创办企业，解决城镇就业，为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两会”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联合召开两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1983年召开工商专业培训工作经验交流会，推动服务工作。胡厥文在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说：“四化建设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四化建设。我们大多数人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当前正是我们为四化出力效劳，千金难买的时刻。”
据不完全统计，在“两会”合作开展工作期间，“两会”成员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1.7万多项，取得可计算经济效益4.7亿元；举办各类培训班3750个，培训18.3万人；举办工商专题讲座3573次，受教人数46万人次；在企业传授技术带徒弟1669人，受训人数26431人；编写教材538种，540万字；建立办学机构180个，业余学校33所，中等文化，技术、职业类学校94所（班），大专类学校56所（班）；兴办集体企业456个，参加兴办企业的“两会”成员达1467人，安置城镇待业青年17185人，投放资金5223万元，累计盈利3908万元。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和创办企业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会”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两会这条路子是走对了，很好。”
与此同时，“两会”积极建言献策。“两会”或联合其他党派先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关于改革茶叶管理、流通体制的建议》等，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如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联合提出的《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并将此建议批示给国家经委张劲夫、吕东同志：“党外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的发展问题提了许多好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因长期做那项工作，对许多问题司空见惯，头脑麻木，思想陈旧，如果再加上一些私心杂念，那不仅打不开新局面，反而会把问题弄糟。请你们把这个材料转给专管此事的同志，并请他们同这批党外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能把中药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
“两会”领导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挚友
工商联和民建领导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挚友，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有过密切的交往。
1945年7月，民建创始人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窑洞促膝长谈。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大开眼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革命前途有了新的信心，鼓励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为日后民建的筹组和发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回重庆后，他自行出版《延安归来》一书，盛赞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这就是著名的“延安对话”。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民建中央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胡厥文及成员周叔弢，全国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胡子昂及成员荣毅仁、古耕虞等工商界领导人。陪同会见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国务院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陈慕华，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
据说原本邓小平只安排见荣毅仁，商谈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事，后因收到胡厥文代表工商界给党中央写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建议信，改为接见上述五位工商界领导人。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这个问题。”
在听取了五位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后，邓小平强调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时至中午，邓小平提议共进午餐，服务员当即在会见厅一角摆了两张桌子，端上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一起涮羊肉用餐，气氛十分亲切温馨。
这次重要活动被誉为“五老火锅宴”。邓小平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工商界人士。之后，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先后成立。（此外，张敬礼、梁尚立分别在香港创办了永年公司和越秀公司。）工商界领导人创办实业的举动，为原工商业者后来创办企业起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两会”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永远在进行时。改革开放初期，“两会”为四化建设献计出力，作出积极贡献，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两会”继续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本文摘自《工商史苑》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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