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3日，民建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向世界宣告了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
民建接受中共领导有一个历史过程，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严酷斗争中，民建与中共并肩战斗，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从认识、了解中共到建立深厚友谊，从联共反蒋、支持中共直至接受中共领导，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最终走到在中共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一个信念”。
两条道路
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国共两党斗争十分尖锐。民主建国会就成立在此时。初成立的民建“以团结各界思想进步行动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在成立宣言中鲜明提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民主、经济要发展、教育要普及、文化要繁荣”的政治主张，要求民主和建设，将自身事业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表达了民族工商界和知识界对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渴望。
但对于当时的局势，民建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幼稚且懵懂。面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民建一方面对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抱有幻想，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了解不深，幻想走“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谋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建在成立宣言中指出，“我们不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政党，我们对于一切为民主建国而努力的党派及个人，都愿保持极度的友善，然而同时保留对于任何方面的完全的批评自由，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和平奋斗的典型。”
民建之所以对国民党抱着期望，主要是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开始升格为“世界四强”之一，并成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民政府的威望在国内外也获得了空前的高涨。在国际上，蒋介石被一些西方舆论称为“四强首脑之一”。在国内，蒋介石自诩为抗战建国领袖。同时，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和平民主趋势的压力，相继推出一些“开明”政策。1945年8月，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渝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以此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性。1945年9月，国民党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公开表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平等、民权畅行，民生乐利的中华民国。在政协开幕会议上，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宣布决定立即给予人民某些民主权利。尤其是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决议，给了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很大鼓舞和期待。
两种境遇
民建怀抱着美好幻想，却遭遇了国共双方完全不同的两种对待。
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目标与民建在内的民主党派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主张存在较大差距，国民党并不愿意按照宪政共和的主张建设中国。对外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开放国内市场，对中国稚嫩的民族工商业形成毁灭性的打击；对内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压榨和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打压。国统区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与欣欣向荣的解放区形成鲜明对比。
为促进旧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在会外，民建联合其他党派团体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举行了八次报告演讲会，国民党特务搞了一连串破坏活动，制造了“沧白堂事件”。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刚闭幕，签订的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加紧部署内战。民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重庆联合了20多个团体，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1946年6月，民建联合各界民主力量，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1947年5月，国民党发表了《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声称“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随后，又逮捕了大批民主人士。10月，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而民建从成立时起，就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倍受迫害和镇压，民建会所数次被查抄。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民建由公开活动被迫转入秘密的地下斗争，将会员分编成若干小组分散活动。严酷的事实使民建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幻想破灭了。至此，民建明白，自己原本试图站在国共之间，希望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但当政的国民党却不择手段进行武力打压，因此“绝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
同时，实力逐渐壮大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对民建伸出援助之手，并以先进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和团结民建。民建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政治纲领，同始终坚持和平、民主、独立、富强主张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民建从成立时起，就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同中共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1946年1月民建举行招待会，发布民建成立经过，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来祝贺的。对民建的民主斗争，中共积极支持，并在政治上、道义上给予了许多帮助。民建每一次遭受国民党的打击，也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来慰问、来支持、来声援。在此过程中，民建与中共逐渐结下了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真挚友谊。经过反复挫折的教训和中共的争取与帮助，民建的先辈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中国的光明前途，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黄炎培曾感慨地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一个声音
1948年，中国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政治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失尽人心。经济上，国统区民生凋敝。军事上，国民党的败亡和中共的胜利指日可待。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考虑到，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覆灭，新中国即将诞生，这时更需要全国人民一致行动，为建立新中国共同奋斗。为此，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正式向全国发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声音，正符合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当时民建会总会和黄炎培等领导人仍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写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到了上海，介绍了在港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赞同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民建发展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政治立场。在中共领导下，联合起来，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成为所有民主进步力量空前一致的政治目标。
一个信念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以及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之所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于它公开和明白无误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和领导地位，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一致确认，宣告了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这一切又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响应“五一口号”后，民建立刻投入到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奋斗中。1948年8月，章乃器与孙起孟等同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陆续奔赴解放区，与中共一道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着手准备。1949年1月，包括民建几位领导人在内的55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同年8月，针对美国污蔑中国革命的美中关系白皮书，民建又发表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这一声明，阐明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同年，民建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与召开，参与制定《共同纲领》。9月，包括民建在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和中共一道参加了北平政治协商会议，经协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民建将《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一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纪元。
各民主党派从响应“五一口号”至今，已经走过了65年的历程。65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都能提出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反映中国人民要求、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正确理论和路线，领导中国人民排除万难，不断走向胜利。65年来，民建始终不渝地坚持当初选择的政治方向，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竭诚奋斗，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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