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武汉市的商业世家刘季五（刘梅生之父）和刘逸行等人，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挽回利权，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暂时繁荣景象的鼓舞，他们毅然决定从商业转向工业。除将老字号刘有余堂药铺保留外，其所经营的商业全部收歇，集中资金筹办震寰纱厂，走实业救国之路。从其招牌“震寰”二字便可窥见他们当时办厂的雄心壮志了。
震寰纱厂于1919年创办，厂址设在武昌上新河，1922年5月开工，共有纱锭26336枚，布机250台，共计资本洋例银122万两。当时由刘季五任总务董事兼理业务，刘逸行专任董事兼理厂务。可是他们在创办伊始，就受到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敲诈。由于当时中国机器业落后，只能搞修修补补，不能生产整台机器设备。他们便向英商订购两万纱锭的全程设备，价款20万英镑，合洋例银50万两左右。英商见当时金贱银贵，每两白银能换7-8个先令，便百般拖延，迟不结汇。到1921年，英汇暴涨，转成金贵银贱的局面，上涨近三倍之巨，每两白银只能换3个先令。这时英商便催促结汇，光设备一项，便需要白银144万两，超过了“震寰”122万两的全部资金。英商拖延结汇，攫取暴利，不仅使“震寰”未开工就亏欠巨额债务，而且延迟了工厂开工的时间，错过了中国纺织工业繁荣的短暂时机。
1927年以后，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对革命根据地一再进行“围剿”，为了筹措庞大的军事费用，对民族工商业又进行巧取豪夺，仅在1929年一年内，政府向震寰纱厂名为借用，实为掠夺的白银就达6万余两之多。其所发行的各种债券还不在内。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形形色色，年年增加，使“震寰”不堪负荷。在旧中国，可以说天灾人祸，交相为患。1931年夏天，洪水吞没了长江中游150万平方公里的田园，损失了价值4亿5千余万元的农产品，武汉也遭遇洪水灾害。帝国主义又乘人之危，趁“水”打劫，利用水灾造成原棉歉收的机会，大量运来美棉，高价出售，搜刮中国人民的钱财。而纺织工业为了维持生产，只有忍痛高价购进，无异饮鸩止渴，“震寰”在生贵熟贱的情况下，加重了亏累，使负债的包袱越背越重。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厂走投无路，濒于绝境，被迫于1933年5月停产。
当时刘梅生正在读书。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许多血淋淋的事实：诸如英帝奸狡、美棉垄断、日帝军事掠夺和经济侵略双管齐下，而反动政府又腐败无能，导致工厂停工、工人失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所有这些，使他受到了具体而深刻的教育。对他走好以后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学成业难成 理想成幻想
刘梅生1912年2月生于湖北武昌，学名业懋，家庭世代经商。父亲刘季五是武昌震寰纱厂和汉口打包厂创业人之一。母亲樋口喜美系日本籍，在他一岁半时，便离家返日了。1927年-1931年，刘梅生在苏州晏成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有一次曾和同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收回东三省，并加入卧轨行列，可见他是一位有血性的爱国青年。由于家里创办震寰纱厂，便在南通大学专攻纺织工程及管理专业，以期学成后在厂里大有作为。
1935年刘梅生在南通大学毕业时，正遇震寰纱厂经营不济而停产，使他无用武之地。这时他的父辈便与全国著名纺织界巨子、常州大成纱厂的刘国钧、刘靖基、刘丕基等合作，并将震寰纱厂更名为武昌大成纺织染第四厂。股本定为60万元，“大成”占60％，“震寰”占40％，而“震寰”股本24万元，完全以厂房、机器交由“大成”向银行押借。新厂于1936年开工，由“大成”负责经营管理，“震寰”派董事一人驻厂稽核。刘梅生即为董事兼驻厂工程师。这时刘梅生看到，他的同学几乎遍布全国各纺织厂，对他开展业务很有帮助。他自己也想通过与“大成”的合作，挣扎出一线生机，为将来复厂创造条件，同时可以实现理想，大展宏图。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的8年抗战，日货禁止进口，因此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生产经营情况逐步好转。两厂合作了22个月，生产经营情况较为顺利，并略有盈余。但好景不长，由于军事失利，到1938年，日寇侵占沪、宁，战火迫近武汉，“震寰”和“大成”只好散伙，各奔前程。“震寰”分得现款了清银行债务后，所剩无几。当时时局紧张，为了支援抗战，不以物质资敌，刘梅生和“震寰”同仁，决定将纱锭和布机迁往重庆。
但由于机关、学校纷纷内迁，长江沿线居民也成批避难内地，一时交通工具紧缺，开往重庆的船只既少又小，长江上游滩险水急，经多方联系，运川纱锭只解决了1万枚的运力。还有1.6万枚纱锭，只有改从陆路运往陕西西安。另外250台布机，连同全部动力设备未能及时成运，只有堆存在汉口亨堡堆栈。就是那1万枚运川纱锭，也历尽风险，因沿途遭日机轰炸，船只翻沉损失不赀。这批纱锭由刘梅生亲自押运，在一次日机轰炸时，刘梅生也险遭不测。纱锭运到重庆后，经济益感困难，无力设厂开工。而当时的政府，口里说得天花乱坠，什么“支援迁川工厂，以维军需民用”，但实际上对这些来之不易的纱锭，却也不瞧一眼，反而朝夕催促开工，并以征用作为恫吓。不得已，刘梅生只有将运川纱锭租与裕华纱厂（运陕纱锭租与大华纱厂），自己只担任了震寰纱厂驻渝办事处主任、震昌实业公司总经理。
1945年，日寇投降。刘梅生即时结束了重庆震昌的事务，赶回武汉致力于“震寰”的复厂工作，董事推举他任“震寰”经理。他曾张贴布告，优先录用抗战前的老工人，并受到老工人的拥护。当时资金很困难，复工资金大部分向银行押借而来。满以为打败日本以后，不再受日纱、日布的威胁，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岂知前门赶走了狼（日本），后门却进来了虎（美国）。当时美货泛滥中国市场，还美其名为“美援”“救济物资”，给中国民族工业以沉重打击。
在这段时期里，被挤垮的工厂很多。“震寰”虽然竭尽全力，把破烂机器修复开工，却又遇到名为“救济”，实为经济掠夺的美棉的大力倾销。有人沉痛地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这样的‘救济’，就要把中国的工业都救‘挤’光了。”真是一针见血。
1946年，国民党政府勾结美国，背信弃义，掀起内战，庞大的军费全赖发行钞票维持，币值狂跌，物价狂涨，早晚物价不同，工厂企业售出成品，却补不进再生产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震寰”家底越盘越空，负债越垒越高。到1949年解放前夕，震寰已是奄奄一息了。
公私合营 枯木逢春
武汉解放前夕，刘梅生不仅为维持工厂的生产疲于奔命，而且又要为应付国民党的恐吓掠夺而伤透脑筋。如当时大华纺织公司还给“震寰”的纱锭1万5千枚，是由美国运回来的，大部分在“震寰”本厂未动用。白崇禧得知后便想把这批物资运往台湾。后又想到要充实桂系的力量，又要把这批纱锭运往广西桂林去开厂。对此，刘梅生坚决不同意。他想了许多办法，找了许多理由，软拖硬抗地顶住。先推说运输工具和资金等均有困难，又推说广西桂林电力不足，又不产棉花不利于开办纱厂等等作为借口。但国民党当局并不甘心，他们也千方百计施加压力，并要刘梅生把家属先送过去（变相作人质）。武汉解放前的一个月，又逼刘梅生去桂林调查。刘梅生到桂林后，曾与该地银行接触过，也说桂林电力不足。此时，他便诓说厂里有事要返汉口，时逢粤汉铁路工人罢工，遂未成行。
呆在桂林的刘梅生因交通问题不能回汉，便把眷属一并迁居香港，准备等待时机回汉。
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一天他在香港街上，与余金堂同志邂逅（余金堂是中共地下党员，时以经商为掩护，后任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当时余金堂受中南统战部和武汉工商界的委托，到香港邀请贺衡夫（汉口总商会会长）、李国伟（申福新公司总经理）、程子菊（汉口工业协会副理事长）、鲁寿安（裕华纱厂三大股东之一）、周兹柏（汉口恒顺机器厂经理，后任民建湖北省委主委）和刘梅生、刘笃生兄弟等回汉。后来刘梅生对家人和朋友都说，自己是与共产党有缘，才能遇到救星。他正是同余金堂一道，取道青岛，转到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招待在北京住了几天，又转道上海，再回武汉。刘梅生回厂时，受到工人代表的热烈欢迎。此情此景，让他感到党的关怀和照顾，感到职工们对他的热情支持。他下决心跟共产党走，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建设。
刘梅生回厂后，仍任震寰纱厂经理。当时厂里资金虽然困难，但由于全厂职工努力，特别是政府的大力支持，生产逐渐有了起色。由于负债太重，企业仍是月月亏损。若不进行根本改造，很难进入正常生产轨道。刘梅生和董事们商量以后，便积极申请公私合营。经政府批准，于1950年8月1日起正式公私合营，成立武汉市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
当时刘梅生任第一经理，公方代表唐厚美任第二经理。对此刘梅生认为应该尊重党的领导，主动向组织要求，由唐厚美同志任第一经理，自己任第二经理。同时刘梅生还主动放弃300多元的高工资，减为163元。企业合营以后，刘梅生便有枯木逢春之感。在党的领导下，震寰走上了新生之路，月月有盈余，设备年年增加，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合营前实开纱锭8128枚，到1958年，增加到53104枚，生产的大量纱、布，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需要，丰富了外贸和内销的市场，为国家积累了不少社会主义建设资金。1958年，中央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会，召集了18个省、市的纺织厂，在公私合营的震寰纺织厂，举行了提高棉纱质量的现场经验交流会。
坚持改造 比翼双飞
刘梅生在苏州曾与许琛儒女士结婚，1945年，许女士在重庆病故。1946年，刘梅生在汉口继与李佩芬女士结婚。李佩芬心地善良，热情开朗，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接受改造方面，她和刘梅生更是相互帮助、相互促进、比翼双飞。
抗美援朝期间，刘梅生积极投入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个人捐献7亿元（旧币，折合新币7万元），李佩芬则鼓励说：我们要做积极分子，发挥骨干作用，决不能落后。他们夫妻俩还动员子女，积极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两个儿子佑智和佑勇都踊跃报了名，结果因年龄不够未被录取（佑智16岁、佑勇15岁）。刘梅生的叔伯兄弟刘业昶参加了志愿军，在板门店谈判签订停战协定的前三天，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195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公布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市民建和市工商联组织了多次学习，大会听报告集中在市工商联（还有一次大会发言在人民剧院举行），讨论则按区分组进行。刘梅生因震寰纱厂在武昌，所以他总是分在武昌小组，使我有机会多次听他的发言。我觉得他敢于暴露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对小组同志帮助很大。如他曾说过，在旧社会我是学纺织工程的，但毕业后不能从事技术工作，学不能用，只能着重经营工作，否则，企业就得停摆。尽管如此，帝国主义和官僚垄断资本的纺织厂，他们的雪球越滚越大。而我转动的冰块，却越来越小，随时就会全部化成水了，经常为资金周转不灵而头痛。眼望着上辈人经历过的停工关厂的事实又要重演，这对我这个学纺织工程的，一个想以实业救国的人来说是何等痛苦。他还谈到企业公私合营后的许多优越性，在党和公方代表领导下，企业面貌日新月异，随着生产的提高，职工的福利也有很大改善。特别是上缴的公股股息为国家积累了建设资金。而私股股东，自建厂20年来未领过股息，到1953年，私股股东都领到了股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的政策，把震寰纱厂引上了康庄大道。刘梅生认为公私合营，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的方针政策。所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工商业者的幸福线。他具体而生动的发言，在小组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于一些有糊涂思想的人，是清醒剂；对于积极要求改造的人，又是兴奋剂。
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暂行条例》，民建武汉市委及时组织学习，召集已经公私合营和要求合营的企业的会员举行座谈。刘梅生等同志在会上讲述了企业合营后，在生产上、业务上和管理上的各项改进和发展情况。同时还谈到公私合营在人事安排、财产评估、盈利分配等方面，都得到公平妥善的处理，使会员受到现实教育，从而消除了怕公私合营后调动工作、降低工资和人身不自由等思想顾虑，对帮助工商界积极申请公私合营，起了很好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1956年，刘梅生被安排为市纺织工业局副局长，分管后勤。他工作深入、扎实，经常到局属各工厂去了解食堂和宿舍的情况，体现了对工人生活的关心和爱护，受到好评。在“文革”初期，市纺管局造反派批斗刘梅生时，说他是反动资本家，他不敢申辩。当时市纺管局党委书记王文石故意质问刘梅生，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作的什么结论？刘梅生会意地说：“对我的结论是‘基本守法户’”。按照这个结论，造反派便无理由将其打成反动资本家了。事后他对家人说：“今天是王书记救了我。”
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的日子里，1956年1月25日，民建中央在北京召开工商界家属工作汇报会。有北京、上海、武汉等11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会期10天，武汉市出席代表3人，即赵锦（华煜卿夫人）、黄立雪（苏先勤夫人）、李佩芬（刘梅生夫人）。在这次会议上，各地代表均介绍了一些家属转变思想和帮助亲人接受改造的情况。各有关方面都很重视这次会议，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和副主席邓颖超应邀到会并讲话。会议指出，工商业者及其家属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细致的教育过程，大家要认真做好这一工作，工商界妇女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同时还就大家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时任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作了总结发言。
在这次会上，参加会议的人员先后作了发言，而李佩芬的发言最为精彩，因为讲的是心里话，她勇于揭露、敢于批判旧社会的丑恶，谈到刘家解放前发生过轰动武汉的丑闻，又谈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喜悦，讲得声情并茂。当时民建中央的领导黄炎培和李烛尘曾递条子让其不要过于激动，要照顾好下一代（因李怀有身孕）。同时她的发言还引起了全国著名作家老舍的关注，老舍邀请她到家里做客，交谈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这次会议的代表还被邀参加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式。
武汉工商界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李佩芬和许多家属一道，穿着节日盛装，参加了工商界的游行队伍，充分表露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及家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无限喜悦的心情。李佩芬由于爱好京剧，还参加了庆祝晚会，彩排演出了京剧《大登殿》，她扮演主角薛平贵，颇有大丈夫气概。时任市民革副主委的陈克非看了演出后说，你们民建、工商联的活动搞得好，不仅是改造思想，还通过文娱活动联系各方面的感情，我们也要向你们学习。
李佩芬参加北京会议回汉后，便参加了一所幼儿园的创办，并且在园里工作得很好。但鉴于工商业者的企业改造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人的思想改造，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特别是在一段时间里，曾出现了“两位副总理一席话，不如家属枕头状”的思想出现反复的事例，说明做好家属工作的重要性。当时领导有意让李佩芬和几位大姐出来专门搞家属工作。但要搞家属工作，这就需要放弃幼儿园的工作，她在思想上免不了有些犹豫。这时刘梅生便鼓励她说，你出来搞家属工作，比在幼儿园工作的作用大，牺牲点个人利益（指幼儿园的工资）算不了什么，搞好家属工作则利莫大焉。在丈夫的鼓励下，李佩芬也想到，自己在武汉工商界，特别是大、中户家属中有人熟的优势，这是搞好家属工作的有利条件。所谓“人熟是个宝，说话能通窍。”她便毅然放弃了幼儿园的工作，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家属工作的行列。
1959年秋，她参加半年的湖北省政治学校脱产学习。学习对象多是武汉市和湖北省各市、县的工商业者中的骨干分子，中间也有女同志，但都是女工商业者，李佩芬则是唯一以家属骨干身份参加的。在学习中，她态度积极，踊跃发言，能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对其他学员来讲，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有的学员就说：“家属能够这样认真对待改造，我们更要向她学习。”
1959年12月16日至1960年2月21日，民建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举行。在湖北省代表团成员中，只有两对夫妇，一对是李国伟和荣慕蕴（荣毅仁的姐姐），另一对就是刘梅生和李佩芬。这说明党和组织对他夫妇二人是寄予了极大希望的。李佩芬也高兴地说，1959年她能够参加省政治学校的学习，又能参加这次会议，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有人称赞他俩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比翼双飞的贤伉俪，便是从参加这次会议得来的。
由于李佩芬搞家属工作几十年，并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单位，1994年党和政府安排她在武汉市文史馆工作。她和子女们非常感激。
刘梅生在抗战期间至解放前，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在重庆时，他曾资助中共地下党员杨云实银元200元，并以震寰纱厂驻西安办事处为掩护，使杨等7位同志顺利赴延安（杨云实系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黎伟的夫人，曾任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其他6人在解放后均为局级以上干部。粉碎“四人帮”后，黎伟夫妇曾到刘梅生家看望并致谢，还说要把在抗战期间资助共产党员的事向组织上汇报。刘梅生还资助中共地下党员陈绪宗去延安的路费，并提供震寰纱厂的证章作掩护。建国后，陈绪宗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又资助中共地下党员吕红去延安，吕红曾任武汉空军政委，1959年授少将军衔。
刘梅生于1950年5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历任市民建第二、三届委员，第四届常委，第五至七届副主委，并先后担任市工商联一至五届执委、监委召集人、常委，湖北省工商联第四、五届副主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他还历任湖北省人大第二届代表、湖北省政协第二届委员，武汉市人大第一、三、四、五、六届代表，市政协第三、四届委员，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86年9月16日，刘梅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5岁。《长江日报》在报道刘梅生去世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他：“一生爱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为国家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作者曾任民建武汉市委会第七届、八届、九届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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