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在迎接国庆55周年之际，笔者采访了民建老会员陈希德先生，请他回忆当年为毛主席照相的情景，于是陈老给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我叫陈希德，今年83岁了，终生都以照相为业，现已退休18年。在中国，以照相为业的人有成千上万，但为毛主席照过相并留下了与毛主席幸福握手的合影的，恐怕就是凤毛麟角了，而我就是这样的“凤毛麟角”。
55年前，我是汉口“时记”照相馆的“少东家”，后又出任公私合营“时记”照相馆经理(资方代理人)。就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曾以精湛的摄影技术，为朱德、董必武、徐特立、林彪、叶剑英、李先念、程潜、谭政、陶铸、邓子恢等20多位中央首长拍过照。
刚解放时，中共中央中南军政委员会设在汉口，许多中央首长都住在汉口原“租界”区内。“时记”照相馆也位于原“租界”内中山大道靠近汉口老火车站，周围环境优雅，馆内照相技术和服务质量也不错。因而许多中央首长都曾举家前来“时记”照过相，还有一些因公来汉的中央首长，也曾慕名由中南局干部陪同来到“时记”留过影。
最令我难忘的，是曾经两次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拍照的幸福情景。 第一次是1958年9月里，武汉军区第三届党代会第一次会议期间。那一天刚吃过午饭，武汉军区政治部的同志来找我，请我帮忙去为会议拍团体照。我二话没说，到相馆带上长条转机等器材，就随军区的吉普车出发了。小吉普由汉口中山大道的车站路口经江汉一桥和通车刚一年的“万里长江第一桥”，仅半小时就安全抵达位于武昌姚家岭的武汉军区大院。当我在军区小礼堂外广场上把长条转机架设、调试妥当后，才被告知：今天毛主席要来与武汉军区党代会代表合影。
下午2点钟，毛主席在武汉军区首长陈再道陪同下，来到拍照现场。他老人家身穿那套大家十分熟悉的灰色中山装，向早已列队等候的代表们走去，并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因为纪律规定在先，代表们都不能高呼“万岁”，只好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向毛主席行注目礼。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也十分激动，但因惦记着自己肩负的重大任务，只得赶紧收回心志，凝神于长条转机之上。这天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拍摄进行得非常顺利。当我拍完照，收妥相机，再想仔细看看毛主席时，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拍摄现场了。这令我不免感到深深的遗憾。
也许你要问：这么重要的拍摄任务，怎么会交给我这一个“资本家”去完成呢?这恐怕还得从中国“开会必拍团体照”的习俗说起。
原来，这开会必拍团体照，的确是咱中国人的“专利”，它大约形成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初期。鉴于当时的各种照相机均不适于拍数百人的团体照，精明的美国柯达公司立即专为中国人设计制造了一批靠机械发条启动的长条转动照相机，并配上专用的长条胶片投放中国市场。一时间，中国各大城市的各大照相馆都添置了美制长条转机。于是“开会必拍团体照”也由中央到地方而“蔚然成风”了。然而好景不长，“七七事变”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会议和团体照也随之“龟缩”于重庆一隅。美国柯达公司见无利可图了，也就再没生产长条转机和长条胶片。
所以到解放时，武汉大多数照相馆的长条转机因无配套长条胶片而成了“聋子的耳朵”，继而因久弃不用渐渐成了一堆废铁。唯独“时记”的长条转机仍生命长青，转个不停，当时武汉地区大型会议的团体照，几乎都由“时记”包圆了。怎么会这样呢?只因“时记”“少东家”的心灵手巧。
我1922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新昌一户诗书世家。我祖父陈伯绅是晚清翰林，曾官拜“中书”，亦是名重桑梓的书画家。我父亲陈晓棣受家风薰染，自幼酷爱书画，后考入上海美专；毕业后在上海开了一家为照相馆和西洋剧画布景的小店，后来又转到武汉开办了一家小照相馆——这就是尔后与“品芳”、“铁鸟”、“启新”并称为汉口四大名相馆的“时记”照相馆。我在宁波中学高中毕业后，于1945年12月来到武汉，希望考大学继续深造，但家父希望我继承家业，撑起这个照相馆。作为家中长子，我觉得有责任帮父亲，只好进照相馆开始了学艺生涯。我有文化，又肯钻研，不久便成了“时记”技术上的顶梁柱。
就在别的照相馆因无长条胶片而废弃长条转机时，我却将父亲在抗战时闲置一边的长条转机修理好，并试验成功以航空胶片改装后替代长条胶片的摄影方法。不过对于经营我从不插手。家父为营造经营环境，曾数次在家中宴请国民党汉口市政府税务局、警察局等有关部门的官员，并希望我也能作陪。我总是推托“店里忙、要照应”，然后拿上几个包子或馒头就出门，从未与之上过桌。直到建国初期家父回上海养老之后，我才不得不承袭了“资本家”的帽子。
可能是由于我人不坏、技术好，所以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在极其慎重对若干人选进行考察后，最终确定由我来为毛主席拍照。就在我完成第一次为毛主席拍照之后三个月，我又一次领受了为毛主席拍照的任务。
当然，事先我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那是1958年12月28日中午，我刚准备下班回家吃饭，长江日报摄影记者郭雷震同志忽然风尘仆仆地来到馆里，他急切地对我说：“你快跟我跑一趟，武汉市第三届党代会要拍团体照。”我急忙带上所需器材与他一同前往。地点是位于武昌徐家棚(今团结路特5号)的湖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三七处战备仓库。那地方很大，有铁路直达库区内，然后再分为若干支道直通各仓库前的站台。到那儿后我们得知：今天要来的中央首长将乘专列直达库区，拍照时间初定在下午2点钟，也许还会稍晚点。
于是，我们以最快速度架设、调试好了长条转机。由于这时正是冬至之后不久，正处于一年中日照最短的季节，所以我让照相队伍朝西偏南一点而立，背靠铁路专线，面对长江，以便万一首长来晚，还可以尽量借助夕阳的余晖和江面的反光。
然而2点钟没有照成，因为首长的专列未到。经有关同志联络，说专列大约4点钟到。临近4点钟，大家又排好队型等候着，但专列仍未到。只好又让大家解散，原地休息待命。休息时，代表们小声议论着：今天来的中央首长会是谁呢?莫不是毛主席吧?要是毛主席那该多好呀!……也有代表在担心：首长要是太来晚了，那光线就不够了，相照不好怎么办?这也正是我最为焦心的问题。
直到下午5点一刻钟左右，首长专列终于开进库区了。这时有关领导才告知大家并嘱咐说：现在要与我们合影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大家一定严守纪律，保持队型，不要主动与毛主席握手，不要呼喊毛主席万岁。当证实了首长是毛主席时，队伍中漾起了一阵惊喜的涟漪。此刻，主席专列已在照相队伍后面停稳。
我因背对长江、面向专列，所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专列的门打开了，一位警卫人员先走下专列。接着，身穿灰色长呢大衣、头戴灰呢人民帽的毛主席也从专列上走下来，然后由照相队伍北端绕到前面来。大家都以激动的目光向毛主席致敬!可能是为了抓紧时间，毛主席没有向大家挥手致意，直接大步走向前排正中预留的空位坐下。
见毛主席已经坐稳，我就发出了口令：“注意!现在开始照相!”随即我启动了长条转机。这时现场安静极了，只听见照相机齿轮转动的轻微响声。当照完72英寸的第一张胶片后，我又发出口令：“请大家原地不动，再照一张。”于是，上足一次发条可以照200英寸胶片的长条转机又立即工作起来，将毛主席与400多位参加武汉市第三届党代会代表的合影，再度记录在经我改装后的航空胶片上。
由于当时光线已不太好，我将光圈打得比较小，而将速度调得比较慢，这样终于获得了理想的曝光效果。后来照片冲印出来，好些同行都不敢相信这是冬季傍晚靠自然光线所拍摄的。不过，当时两遍照完，足足花了10分钟的时间。当时我注意到，当转机转向队尾时，队头的同志们都葵花向阳般把脸转向了毛主席，但整个照相队型却丝毫未乱。
照完相后，毛主席这才站起来转身向大家挥手致意。这时，前排靠得近的同志已跟毛主席握了手，但队型始终未乱。我因为要抓紧有限亮光收拾照相器材，只得恋恋不舍地把目光从毛主席身上收回来。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在心里羡慕那些已跟毛主席握过手的同志，却不知道一个巨大的幸福时刻，正在悄悄地降临到我的身上。
我刚把长条转机从三角架上御下来装进箱内，接着收拾三角架时，忽听见我对面有人在喊：“毛主席过来了!毛主席来了!”我忙抬头，只见毛主席满面笑容，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我赶紧起身迎了上去，才迈出二三步，毛主席就已经到了我跟前，他老人家一边向我伸出右手，一边说：“摄影师同志，你辛苦了!”我立即紧紧握住毛主席的大手，顿时觉得喉头发热、鼻子发酸，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这时，似乎有道亮光闪了一下，当时我也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只是感到全身心都浸透了一股幸福、激动的暖流……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道闪光是长江日报记者郭雷震同志在一旁按下了快门，从而抢拍了这一令我终身幸福回忆的珍贵历史瞬间。郭雷震后来把这张照片连同底片都送给了我。我一直把这张照片带在身边，并一直以此激励自己，认认真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料“文革”之中，造反派说资本家不配保留与毛主席的合影，硬是在我家中把这张珍贵照片和底片都抄走了。好在我似有先见之明，早已将这张照片加印了若干张，并分别藏在家中若干个隐密之处。终于，有一张夹在为孩子们买的《雷锋日记摘抄》中的照片，躲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将这张珍贵照片又翻拍了一张底片。我后来的工作单位武汉启新照相馆，也将这张照片放大了一张并配上镜框，陈列在店堂里最醒目的位置。
我获得新生之后，重又焕发出无比的青春活力。从1977年开始，到1987年退休为止，我连续十年受到武汉市江岸区政府的立功表彰。退休后我又连续十一年如一日，支持担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武汉市民建副主委兼秘书长的妻子石怡雯，搞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工作，直到1998年她退居民建武汉市委会顾问。
如今，我和老妻朝夕相伴，每天浇花、散步，含饴弄孙，共享人间天伦之乐。唯一没变的是，这张毛主席与我亲切握手的珍贵照片，我依然每天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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