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民建总会推周仲宣、施之铨、朱楚辛为武汉推广会务代表。三人均为武汉工业界人士，朱楚辛又为中共地下党员，限于形势，当时未开展活动。1948年，施之铨离开其在汉创办的工矿企业去香港，拟转赴解放区。到港后，他接受中共领导同志意见又赴沪工作。在沪时，向民建总会地下负责人胡厥文建议，在武汉工商界中吸收一些进步人士，筹建民建组织，迎接解放。厥老同意，并委施之铨进行。1949年初，我在汉接施之铨来函，要我立即去沪，有要事面商。我原在汉施之铨所办企业工作，协助施之铨主管财务，平日与他朝夕相处，对他很钦佩，他也知我思想倾向进步，视为忘年知己。
这时，武汉的形势是国民党军由河南节节败退，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表面要和谈，暗中却企图退守武汉，负隅顽抗，武汉人民在白色恐怖中，又面临物价猛涨和金圆券币值不断暴跌，各工商企业经营萧条，人心惶惶，各工商界人士对共产党又心存疑虑，思想混乱。
我去沪后，在北四川路中国工业月刊社经施之铨引见，厥老向我介绍了民建性质及宗旨，并与施之铨介绍我入会，派我回汉联系。施之铨推荐厥老抗战时在渝即已认识的厉无咎、华煜卿、蓝昌农、贺尔梅入会，厥老同意。施之铨向4人写了一信，交我亲带。厥老指示我回汉征得他们同意入会后，即建立民建地下组织，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安定工商界思想，劝说不拆迁机器，不逃跑，维持好生产。厥老并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营工商业有其作用，并将所撰《在新民主主义中国靠发展重工业，私营可以发展轻工业》的印件及入会申请书等交代给我，并嘱将新参加民建同志的入会条件留汉保管，不寄上海，信报即可。最后厥老嘱携件务须谨慎。
当时民建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上下船又有军警检查，我与施之铨细商量，决定乘友人夏君任业务主任的“江汉”轮返汉，夏系平汉铁路局局长之子。我将存放文件的提包等先送上船，在南京上船后由夏介绍住进豪华的大舱间，抵汉后，又由夏陪送下船，因此避开了一切检查，安然返汉。
返汉后，我即会见华煜卿，交阅施之铨函。华煜卿当时是汉口申福新公司的负责人，工业会常务理事兼主任秘书。次日，我又邀蓝昌农、贺尔梅到华煜卿处传阅，传达厥老指示和文件。因厉无咎当时正在生病，所以没有参加。华煜卿、蓝昌农、贺尔梅同意并办了入会手续，当即成立了民建地下小组。众人推华煜卿为组长，大家认真研讨了厥老的指示精神，结合当时武汉地区的形势，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和做法以及吸收会员的原则。由此，民建地下小组直接接受中共地下市委的领导，为地下市委领导的“反拆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服务。
一、以“星六聚餐会”宣传
当时，工业界的上层人士为联络情谊，发展企业，在每个星期六组织聚餐会。我们利用汉口工业会和扬子联谊社的地址，以通过“星六聚餐会”的形式在工业界人士中开展活动。我们有意识地交谈时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以消除顾虑，安定思想，交谈国民党政府及华中“剿总”的动向，剖析国民党假和谈阴谋和反动措施，相邀留在武汉，不拆迁机器，维持好生产；又设想了应付强迫拆迁、勒索乃至破坏时的对策等等。
二、抵制华中“剿总”的反动措施
国民党扬言坚守武汉，在市郊修筑碉堡，征收“城防捐”等等。对这些捐款，我们串连工商界软拖硬抗。“剿总”曾企图迁几家大纱厂，我们通过工业会，作了个在时间、经济、人员等各方面均难以实现的计划，使“剿总”处长孟学思的阴谋成了泡影。不久，“剿总”又发行珠宝、房屋奖券，要工商界摊派，我们通过工业会抵制。他们威逼工业会干部，抢走印章以强迫摊派，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与之斗争，使其计未能得逞，奖券终成废纸。
三、协助维护水电、燃料、电信供应
为维护全市水电供应，华煜卿受地下党之托，向既济水电公司代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葆基、工务处长兼工程师钱仲超做工作。这二人均为“星六聚餐会”成员，而且华煜卿与孙葆基为无锡同乡，关系正好。我们动员两人留汉，不拆迁破坏，备足燃料，保证供应。孙葆基特于解放前两日自香港赶回武汉，坚守职责。两人为武汉“真空”阶段的全市水电正常供应起了有益的作用。华煜卿又以同乡身份做资源委员会煤矿总局汉口供应处长盛希康的工作，要求他留汉，尽量多存燃料。该供应处是解放后接收最完好的单位之一。华煜卿还以同乡身份做了武汉电信局长尤箕照的工作，尤箕照遂对华中“剿总”的拆迁命令虚与委蛇，拖延时间，在强迫拆迁机器时，工人又以废旧代充，保护器材，保证了解放前后电信的畅通。
四、印发《迎接大时代的到来》
在解放军准备渡江、白崇禧正拟南逃之际，为安定工商界思想和迎接解放，民建小组由蓝昌农起草，大家讨论和由华煜卿修改，在华煜卿寓所刻印了《迎接大时代的到来》，分寄工商界人士。内容阐明解放的必然趋势，“希望工商界人士不要听信国民党的谣言，不要逃跑，不要迁厂迁店，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维护好工厂、商店的正常生产和经营。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的日子已临近了，新的大时代即将到来，我们工商界要为武汉的解放而欢呼！”解放后，我会会员反映，这份印件对当时协助地下党安定工商界思想，曾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参与救济、治安两委员会的工作
4月上旬，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领导下，武汉各界知名人士张难先、李书城等发起组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进行反拆迁和反破坏，进行维持“真空”阶段秩序和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民建小组成员都参加了该会活动，华煜卿任常委兼财务组副组长（组长陈经畲），蓝昌农任总务组副组长（组长赵忍安）。该会于解放次日结束。翌日，组成了工作一周的武汉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民建会员继续参加工作。上述救济会的各项费用和物资准备工作，均由工商界人士担任，民建会员积极参与了负责筹措和联系办理工作。
六、参加对鲁道源的斗争
5月上旬，武汉守备区司令、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在逃跑前扬言要进行破坏，以勒索钱财。中国共产党地下市委加强工人护厂护店，并通过救济会张难先、李书城等出面联系，由市工业会和商会负责筹款和分送，在解放前5天里，多次向军警单位送“酬劳费”两万多块银元，以此换取他们撤退时不破坏城市。解放前最后一晚，鲁道源又以不破坏为辞勒索一万元现洋，经救济会财务组副组长赵厚甫和商会王静斋迅速筹齐，由工、商两会负责人送鲁道源司令部七千零五十元，其余分送警方等。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分会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民建武汉市委第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副秘书长；民建湖北省委第一、二届副主委。本文写于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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