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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民族工业家王一鸣

信息来源:江海清   发布时间:2021-12-09   浏览次数:2014



王一鸣(1906-1990年),湖北黄陂人。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常委,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武汉市副市长,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武汉市工商联主委,武汉市民建副主委。

王一鸣是武汉工商界有声望、有影响的优秀代表人士。1990年4月,时任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王际清这样评价他说:“一生简朴,勤俭节约办企业;爱国爱党,吐尽鲜血而长眠。”时任湖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的赵厚甫(与王一鸣创办赓裕钱庄的五股东之一)说:“情交管鲍,谊系琴书,数十载风雨同舟,五心共一心,叹今宵孤心对孤舟;大道随行,高山仰止,两三番病床视疾,不语胜有语,料其时无语岂无言。”省、市两位工商联负责人所言,从公义私情简要地概括了他一生爱党爱国,对武汉工商界工作所作的贡献。

王一鸣,1906年11月2日出生于武汉市黄陂区滠口乡高车畈。少年时在家乡读私塾,后考入中华大学附中,1924年,考入北京铁路大学管理专科。毕业后先后在协成煤矿公司和湘鄂铁路局财务部门工作,因不满当时官场中的腐败而辞职。

从“以钱赚钱”到工业救国的转变

王一鸣常说自己小时候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很大。祖父有时给孩子们分钱时,往往是除了王一鸣,每人都给,还说他有办法,将来会赚钱的。王一鸣虽未分到钱但还是很高兴,认为爷爷看重他有板眼。他父亲也对他说过:“靠工资赚钱有限,最好是钱赚钱来得快。”他把这些话都记住了。这便是他后来走上工商业的指导思想。

他父亲一生都在官钱局搞测绘工作,工作努力,平时谨慎俭朴,加上出身农村,所以有些积蓄。

1931年,王一鸣父亲去世。1932年3月,王一鸣从湘鄂铁路局辞职后,便按照以钱赚钱的思路,经钱业友人之邀于1933年1月与王璧双、曾炽斋、赵厚甫、商泽如等集资组织赓裕钱庄,股本定为10万元,王一鸣占半数,任监理。每天五位股东聚会一次,交流情况,研究办法。由于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在几次金融波动中,“赓裕”情况独好,现款较多,并支持其他钱庄,因而信誉日增,走在同行业前列。由于每年有较多利润,股东们尝到了钱赚钱的甜头。股东们本来都是善于理财的人,他们在经营中也看到开钱庄有风险,加上又受到工业兴国思想的影响,看到搞工业更有前途,于是经股东们商量,都同意转向工业发展,而且想办一个有规模的大工厂。当时汉口水厂附近,靠汉江河边有一家面粉厂因遭火灾后停产,无意恢复,拟将厂址和残余机件物料标价出售。经王一鸣等标购到手,改名为胜新丰记面粉厂。

胜新厂除赓裕钱庄五股东投资外,又增加陆德泽、张松樵的投资。推陆德泽为董事长,王一鸣股本占全厂35%,任经理,并开始重建厂房,添购设备。由于当时运输困难,新机件迟迟才运到,一时又难找到合适的工程师,王一鸣便亲自参加装机工作。他边向工人师傅学习,边结合自己所学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进行摸索实践,终于在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不久,完成装机开始生产。1938年春,赓裕钱庄宣告结束,有一部分钱庄存户自愿降低利息,转为“胜新”的存款,又为胜新厂增加了周转资金。

1938年下半年,战火逼近武汉,为避免被日军利用,有些工厂搬迁到后方。胜新厂则将机件全部拆卸,藏匿于汉口英商仓库。王一鸣于武汉沦陷前三天,举家避难到重庆。武汉沦陷后,日寇极想与胜新厂股东合作,一再胁迫守厂人员与王一鸣联系,王始终不理,拒绝合作,表现了一位爱国民族工业家的气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0月,王一鸣由重庆回到汉口。他们看到胜新厂房受到严重破坏,机件大半锈成废铁。这时,有的股东主张变卖“胜新”,专营惠工钱庄(前身是赓裕钱庄)。王一鸣则坚决主张修复“胜新”,并向股东们解释说:“胜新厂房烧毁35%,损失不算太大,机器的损失作废铁处理,只有5%的价值,太可惜了,如照旧机器计算便有40%的价值,我们‘胜新’还有1万美元外汇为基础,再加上利用金融贷款的力量是可以周转过来的。”后来他谈起这件事却很幽默地说:“当时大家敷衍我,让我一个人干,董事长兼工程师,我就埋头苦干,终于在1946年底实现了复工生产,这算是我平生的大杰作。”他这话说得不假,为这个厂的新生他确实费尽了心血。他还说过这样一件事,1941年,他在重庆创办同益机器厂时,经常接近由工人出身的老板,向他们学了很多机械工程知识,这对他复员后修复机器起了很好的作用。

多做有益工作 迎接武汉解放

1949年春天,市面萧条,人心浮动,有些工商业者纷纷转移资金到海外设厂。王一鸣由于阅读过一些进步书籍,对新中国前途充满了希望,他不但自己不离开武汉,还劝说亲友不要离开。

武汉解放前夕,在武汉地下市委领导下,汉口市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王一鸣和陈经畬、华煜卿等工商界进步人士积极参加。

同年4月,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他是常委之一,并兼任救济委员会汉口执行处副总干事及财务组副组长。

为了阻止国民党五十八军破坏武汉,他又积极与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出面与他们周旋,进行反拆迁、反破坏,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当他们获知白崇禧暗地派爆破队进驻宗关水厂时,既济、申新、福新、胜新四厂组织联防与之交涉,为了保护工厂的安全,由四厂共出资2000银元作为条件,使白崇禧的破坏阴谋破产了。

他们又在工商界中筹集了3万多银元“送瘟神”,先后以“酬劳费”名义,分送武汉守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保警总队、警察局等单位,还送了一批米面等物资,使他们得到安抚。在撤退时,除炸毁沿江部分趸船外,所有各项设施和工商企业均未遭到破坏,保持了社会秩序安全,迎来武汉的和平解放。

武汉解放后,王一鸣作为工业会的代表积极配合军代表,圆满完成了筹办军粮、支援军需任务。

参与各项爱国运动 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王一鸣说,解放前他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只是业务关系,参加了湖北工业会协会和汉口工业会,并担任理事。解放后,他看到了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作风,非常高兴,认为这就是他心中所理想的,所以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和爱国运动,并且发挥带头作用。

1949年9月,他以华中解放区工商界代表身份,被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10月,他又担任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副主任委员。市工商联正式成立后,他任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1957年4月,任市工商联第三届主任委员。

1950年后,他先后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

1951年5月,他加入民建,并任市民建第一、二、三届副主委,民建中央委员,湖北省工商联常委,全国工商联执委。

1957—1958年,他担任武汉市副市长。

解放后,王一鸣积极参政议政,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忠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响应党的一切号召。

他在厂内增加设备,扩大生产,保障粮食供应。胜新面粉厂所产的红万年青、绿万年青面粉,由原日产4000袋增产至8000袋,这在稳定武汉解放初期的市场起了很好的作用。1950年5月,武昌第一纱厂被批准公私合营,他出任副董事长,积极支持公方代表的工作。

1950年春,武汉市政府在武汉工商界中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500万分,因受过去国民党发行公债的骗局影响,不少人存观望态度。当工商联召开动员大会时,王一鸣首先认购公债6000分,打破了僵持局面,虽有人在旁嘲讽他也不动摇。后在缴款时,他又增加完成了1.2万分折实公债,对完成市里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1951年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武汉工商界预定捐献30架战斗机。他同样踊跃捐献。当时全市共完成捐献代金661亿元(旧币),可购飞机44架,较预计数超额14架,这在全国工商界中也起了重要影响作用。

1956年春,全国掀起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胜新面粉厂是1955年进入公私合营的。当时国家宣布实行赎买政策,定息5厘,7年不变,但王一鸣从1959年起,便自动不领定息,可见他对接受公私合营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从办义学到主持全市工商业余政治学校

在抗日战争以前,王一鸣秉承父志,从1930年起在黄陂滠口乡高车畈王氏祠堂内办起了义学。为了纪念从江西迁到黄陂的始祖,借用其名字命名为成三学校。

1931年,洪水冲垮祠堂。水退后,他又主动修复祠堂,并扩大为6个教室,还建有教员办公室和住所,修理庙宇作为远路学生的宿舍,并在女生中成立缝纫班。后又购置抽水机,为农民灌溉高田提供便利。设义诊处,免费施诊。歉收之年,还买回面粉,用学校名义分配困难户。

随后,王一鸣又在黄陂北乡王家同族中办起成三学校第二部。

有一年乡间涝灾,许多人搬到滠口后山,他见后山有一片荒地可作校址,乃购下建教室、师生宿舍、礼堂、操场、厨房和图书室,定名为成三学校第三部。并购置一些理化仪器和体育用品,先办初中一年级,拟逐步扩大为职业中学。

对于学生,只要肯用功读书,只要成绩好,不论是否王姓子弟同样培养。他历年办学,所捐资金约计有10万元。我曾问他:“你在几处买地办学,你自己在农村有多少土地?”他说:“黄冈的土地,1932年分售给佃户,价格由佃户评定,分期付款。因为办成三小学由学校购买了黄陂的土地,还有少数祖遗,我既不知丘亩坐落,也未发佃,更没收过一粒稻谷。”因为成三小学问题,他经常同农民接洽,也没有人提过土地问题。武汉沦陷前一个月,学校停办。抗战胜利返汉后,成三学校已拆毁殆尽,校址被国民党人占用另办前川中学。

他办学不成,又拟在汉口办慈善事业。1948年,他和武汉工商界知名人士陈经畬一道,恢复汉口孤儿院,任副院长。不久,孤儿院被焚,他又协助修复房屋,扩充教室,使孤儿院得以恢复。

195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公布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是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关系工商业者前途的大事。为了广泛、深入地在工商界开展学习活动,市工商联适时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时任副主委的王一鸣兼任学委会主任,后改为工商业余政治学校,各区工商联也相应成立学委分会。当时民建武汉市分会推选了李国伟、华煜卿、陈经畬、王一鸣等同志出席了民建总会召开的全体会议,讨论民建会的方针、任务和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工商业者会员在民建会的培养教育下,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紧密联系工商界群众,努力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到爱国守法,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创造条件,争取把自己的企业推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并在企业改造的过程中改造自己。这是工商界自解放以来最广泛、深入的一次重要学习活动。王一鸣在主持这一学习工作中,非常认真负责,他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不少措施,把学习活动搞得非常活跃。如过去一般是按自然行业分组进行学习,但行业分散,集中不容易,那时便改为按街道组织学习,按行政街组织工商学习大组,再按自然街成立学习小组,这样全市工商业者都能参加学习了。为了提高学习质量,交流学习经验,又采用了联组讨论和大会发言。

与此同时,还安排了观摩学习,即业务(或地区)相近的小组,选派几位学习骨干到学习较好的小组去学习观察,以便吸取经验。为了对学习好的同学进行鼓励,还举行了一次评选学习模范的活动。那时是以精神鼓励为主,评上学习模范的在大会通报表扬,每人发了一本印有“学习模范”四个金字的学习笔记本,虽然如此,大家还是很感高兴的。

组织工商业者广泛深入学习总路线,帮助工商业者提高认识和觉悟,对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起了重要作用。记得有一次在市、区学委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王一鸣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学习就是自我教育,重在‘我’字上,‘我’既是受教育的载体,又是进行教育的动力,二者合二为一效果就显著了。”他还说:“陈云副总理说过,在世界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有过先例,但像中国这样的和平改造,却是没有过的,我觉得我们党不是政策一公布就贸然行事,而是通过学习提高觉悟,逐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所以才出现了敲锣打鼓迎接合营高潮的热烈场面。也就是毛主席说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晚年编辑《光明之路》传给后代作为教材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但仍虚心学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1960年,他的错划问题便得到了改正。在十年动乱中,他又遭到诬陷和迫害,也仍坚持对党的信念不动摇,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84年开始,他辑录新中国的几十位先烈和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编写成7万字的手稿,题名为《光明之路》,并亲笔抄写数部,分给儿孙,以作思想教育的教材。他在该书《前言》中说:“感到先烈和英雄们的行动,是人们行动和思想方向的模范,是党主张的共产主义应具备的精神,只有学习英雄们的行动与精神,才是走共产主义的光明之路。”他曾说自己受父亲和祖父影响很大,所以写这本书告诫后代。

1987年,市民建、市工商联和武汉大学合办武汉大学管理学院汉口分院时,他积极参加董事会并任董事。王一鸣一生坚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到晚年他也能积极参加民建支部学习,还写了《八十自述》回忆录。工商联有几部小车子,他极少乘坐,外出时以步当车,或挤坐公汽。他有公费医疗,一般小病他不住院,而是自费买药医治。患病期间,他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抱病参加了《全国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丛书》(武汉卷)的编辑工作。

1989年,王一鸣患重病住进医院。

1990年4月,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即要求出院,以免多花费公款。为了从速答谢去医院探视自己的老同志,破例向工商联借用小汽车半天,访问几家老同志。尚有未访问完的,下午徒步往访,不再借车,他的俭朴精神真是可嘉。

他生前还留下遗言,称自己是11亿人民中非常渺小的一份子,自愧对党和人民付出得太少,但党和人民却给予得很多,要求死后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不登报。这是王一鸣出于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发自肺腑的声音,其热爱祖国、艰苦朴素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委第七、八、九届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