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工商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从1945年至1994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工商界工作。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满腔热忱地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就是王际清同志，人们习惯尊称他为“际老”。
王际清，学名振为，号济清。后来他觉得“济”与“清”字联在一起，有济清朝的封建意识，便改为际清。际老1907年7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下查埠。他在学校读书和机关工作用学名振为，后来转到工商界便用名际清。他先在乡间私塾读书，1926年毕业于北京内务部警官学校。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兼北伐前敌总指挥部、第十九军司令部经理处处员。后离开军队，1930年进入商界，在上海振兴号任会计。1932年回汉口，先后任民生纱厂、福太军服号业务主任，1939年7月任川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会计主任。抗战胜利后，回到汉口任大通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汉口协昌钱庄总经理、汉口市商会常务理事兼棉花贩运同业公会理事长等职。
黎明前坚持斗争
汉口市商会，是商界人士的组织，解放前一直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和排斥。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南下大军迫近武汉之际，国民党更加变本加厉，采取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在经济上对工商界人士进行搜刮，在政治上进行迫害。同时还散布谣言，造成人心浮动、惶惶不安。工商界少数上层人士纷纷离汉去港，或去其他地方，情况相当混乱。对此，王际清感到苦闷、茫然，前途莫测。这时中共地下组织派人同他联系，向他讲述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和党的工商政策。要他利用在商界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商会这一合法组织，为人民解放事业做些工作。这使王际清感到这是党组织对他最大的信任。他如同在黑夜中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心情非常激动，当即表示竭力做好工作，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王际清同当时汉口商会理事长贺衡夫交谊较深，因此便请贺衡夫出面，在他家里请客，邀请了省、市知名人士李书城、张难先、晏勋甫（时任汉口市市长）、艾毓英（时任省参议会副议长）等，还有工商界代表人士陈经畬、华煜卿、赵忍安、王一鸣、赵厚甫等共50余人。经商议，决定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一方面同国民党展开反拆迁、反破坏斗争，防止国民党撤退时进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筹备现金，分散保存，以备急时“送瘟神”之用。与此同时，在工商界进行宣传活动，安定人心，迎接解放。
当时棉花业有些大户轻信谣言准备出走。如棉花业会员杨鼎志去香港前，在岳飞街味腴酒楼大请其客，在同业中震动很大。王际清认为自己是棉花同业公会理事长，对此事不能坐视无睹，任其发展。他便与常务理事秦育之、林厚周、彭华庭等商量应对方法。决定租下鄱阳街咸安坊8号全栋房屋，作为棉花同业公会的俱乐部。每天晚上同业人士来此聚会，表面上装做打麻将、谈业务，实际是搞串连、谈形势，借机宣传中共的工商政策，劝慰同业人士安心经营，等待解放。经做工作后，原来准备出走的黄少山、彭华庭等决心不走了，同时还稳定了其他大、中户。当时棉花同业公会俱乐部的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由于王际清胆大心细，每次都化险为夷。一次，汉口稽查处来人找麻烦，声言要带人、要罚款，并准备将麻将拿走。王际清即时打电话给警察局长任建鹏后，他们才悻悻离去，以后俱乐部的活动照常进行。当解放大军逼近武汉外围时，“华中剿总”为了搜刮钱财逃命，便搞什么“战乱捐”“城防捐”等，向工商界强行勒索。棉花业是大行业，派捐数字很大，他们多次来人催收，甚至派兵持枪恫吓。王际清坚持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拖延时间。同业中还有人为他担心，劝他先多少交一点，以免吃亏。王说：“他们是无底洞，打得一拳去，免得百拳来，虽然担点风险，但为公众做点有益的事，心里感到舒坦。”
王际清与当时国民党武汉警备代理司令邬浩曾有过较深的交谊，邬原准备去台湾，经王向他做工作后，决定不走了。后通过邬，做了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一天下午，邬打电话给王，说晚上要查户口，王当即转达，使地下党有关同志事先有了准备，得以安全转移；又如一纱厂总经理程子菊、副总经理鲁寿安去了香港，只留下该厂副总经理李贡庭在汉。中共地下党员宋洛和华煜卿到王际清家对王说：“第一纱厂的事，希望你多关心、多出力。”王高兴地接受了任务，此后便有意识地插手过问一纱厂的事，李贡庭和该厂工会主席黄三毛也常到王家走动。李爱好鸦片烟，王便准备该物招待他，以便了解情况。一天一纱厂的少数人将鲁寿安的哥哥鲁履安绑走，逼他打开厂门，企图破坏机器设备。王际清知道后，急用电话告知邬浩，邬派了一连兵，到该厂制止并驱散闹事者，放出鲁履安，保全了纱厂设备。武汉解放的前一天，国民党撤退部队开始对车辆厂进行破坏，已听到爆炸声，这时王际清正在邬浩家中，王要邬立即电令制止。保全了车辆厂的车辆和设备。
王际清利用其身份和工作关系，广泛接触社会，经常与省、市各界著名人士有交往，特别和一些进步人士往来密切，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1949年5月8日下午，王际清正接贺衡夫打来的电话，还没有讲上几句话，突然闯进两个不速之客，用手枪对着王，王即将电话挂了，来人便追问电话是谁打来的？说话间，电话铃又响了，来人便抢着接电话，贺听出口音不对，有所警觉，放下电话便离家暂避。接着又拥进来10余名暴徒，叫嚷王际清私通共产党，贩卖鸦片烟。逼迫王妻傅文冰拿出钥匙，暴徒们翻箱倒柜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又挖地板、拆墙壁，还到屋顶翻瓦检查，折腾大半天，一无所获。他们便将王际清带上巡逻车，车上站着十余名枪兵监视。车到贺衡夫家，暴徒翻进围墙叫门，这时贺已出走，贺之长子贺芥逊听到叫门声知情不妙，便翻墙到隔壁暂避，把腿摔伤，仓促中误将电灯打开，暴徒知家中有人，逼着开门，一拥而入，就逼问贺之长媳，用竹筷子夹着她的手指严刑拷问，最后见问不出什么，便抢了一些东西而去。他们把王际清押到蔡锷路稽查处二楼一间空房内。王上楼时，见沿途地上都坐着被绑架来的无辜受害者。第二天接受传讯时，王在楼梯上遇见了被绑架来的汉剧艺术家陈伯华，还有裕华纱厂业务负责人周新民等。张难先闻讯后非常气愤，亲自到“华中剿总”向白崇禧提出抗议，并以手杖击地厉声责问：“要组织维持治安会是你们，今天抓人又是你们，你们究竟是何居心？你要负责把这些好人放回，并严令所属不得再胡作非为。”白崇禧佯称对此事毫无所闻，答应今后注意。后来王妻傅文冰又找人说情，才放王际清回家。但国民党特务并未就此罢休，竟纵令某工兵营营部强行进驻王际清家，将其全家老小赶走，使他们有家不能归。这一卑劣伎俩在武汉工商界引起很大震动，闹得人人自危，有的人只得暂时隐避。但王际清并未因此被吓倒，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各项斗争。
解放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白崇禧仓皇逃窜。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和保警总队胡武等，又借机敲诈勒索，扬言要对武汉城市建设和交通进行破坏。中共武汉地下市委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方面组织工人护厂护店；另一方面动员工商界采取应变措施。王际清积极参与商会筹集钱款等活动。由市工、商两会负责人于5月11日至15日之间，分别送给武汉守备司令部、保警总队、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市警察局等单位3万余银元、大米187担、面粉1175袋，由于这些“瘟神”得到了安抚，武汉未遭到大的破坏，安然度过了真空期，迎来了解放的新时代。
解放后努力工作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汉人民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的热烈欢迎中，雄赳赳地进入武汉。武汉解放了！全市人民欢呼雀跃。王际清全家也高兴地迁回来了，挂上红旗，燃放鞭炮，欢庆解放，也欢庆一家团圆。中共武汉市委的宋洛和史林峰同志也来到王际清家，代表中南统战部张执一部长向他表示慰问。并嘱咐说：“今后改由史林峰同志联系。”这使王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光荣。王紧紧握住宋、史两位同志的手说：“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党的期望。”从此王际清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
解放不久，王际清参加了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工作。1952年11月28日，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经畬任主任委员，王际清被选为副主任委员。他工作努力，协助政府稳定物价，完成国家税收，推动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营，参加城乡物资交流，重估企业财产，促进企业改造，迎接公私合营等。党对工商业的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当时还号召工商业者建立新的企业，作为工商联负责人，既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还要自己起带头作用。当时王际清带头组织了大新公司，张吟秋组织了新民公司，林厚周组织了大众公司，姜惠庵新开了合昌食品店等等。在消除群众疑虑，发展生产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武汉过去是消费城市、转运码头。解放后，党号召商业（特别是批发商）转向工业。当时棉花业资金较多，王际清兼任棉花棉纱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感到责无旁贷。于是组织大会小会和分头联系等办法，深入细致地做动员工作，要求会员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棉花业会员黄少山、林厚周、高干卿、毛炎松等开办了开明油厂，秦育之、何祥林、鲁文礼等开设了新亚造纸厂，答容川、答列卿、朱复再、杨懋卿等开设了久安制药厂，万华卿、袁伯先等开设了群益造纸厂等。而且还带动了棉布业徐雪轩转到武汉制线厂、糖果海味业的姚茂青转到武汉火柴厂、五金业的胡秉璋转到武汉油毡厂、钱庄业的曹国钧转到联华螺钉拉丝厂。还带动其他行业如中药业转向中联制药厂、健民制药厂，也有的转到建成制绳厂、一中毛巾厂、武汉帆布厂、红星搪瓷厂等。这些商业转向工业，为武汉由消费城市走向工业城市贡献了一份力量。
通过以上商业转工业，对武汉市经济结构的转变起了较好的作用。但武汉市有些商业企业钱少人多，自己转工业能力不够。想同别人联合，又怕不受欢迎。资方和职工都惶惶不安。党又领导组织建业投资公司，华煜卿任总经理，王际清任副总经理，经过短暂的努力工作，把这些商业资金和职工全部吸收进来转到工业。建业投资公司给武汉化工原料厂投资20万、给江汉印刷厂投资5万，增加了设备，发展了生产，安排了吸收进来的资方和职工。投资公司又向武汉10家面粉厂投资5万元，并有王一鸣、赵厚甫、陈泉记等投资2.2万元，把摇摇欲坠的10家厂联合起来组织建新公司。王际清兼该公司经理，郑耀卿、罗宝山任副经理，他们同心协力，使该公司扭亏为盈，对武汉的面粉供应起了作用。以后又代粮食局加工面粉，创造“八一”面粉的新成绩，做到公私两利，受到市粮食局的表扬。
抗美援朝时，武汉工商界爱国情殷。1950年11月在市工商联（筹）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十大决议”的工商界爱国公约。同年12月，为庆祝平壤解放，组织了8万人参加游行。1951年3月，为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组织有10万人参加游行，市工商联筹委会主委贺衡夫任总领队，王际清任总指挥，游行队伍声势浩大，秩序井然，表现了武汉工商界高涨的爱国热情。
王际清还把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小儿子王亚民送去参加抗美援朝，并在大智门车站送志愿军的大会上代表志愿军家属讲话。1951年下半年，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武汉工商联（筹）积极开展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王际清任捐献办公室主任，他夜以继日地开展宣传推动工作，武汉工商界共捐献旧币611亿元，折合战斗机44架（超额14架）。这在全国各大城市引起强烈反响，并起了推动作用。在武汉各界人民纪念志愿军赴朝作战一周年广播大会上，中共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尔重对工商界的爱国热忱大加褒奖。
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中，武汉工商界购买了折实公债389万份，王当时是工商界的负责人。在开始认购时，不少人想到国民党发行公债很少兑现，以致认购不踊跃。经过反复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说话是算数的，不能同国民党相比等情况；加上学习讨论，提高认识，终于完成了任务。1954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市工商联曾组织防汛器材供应。下半年开展捐献寒衣活动，当时捐献寒衣办公室主任是华煜卿，工作几天后，华突发高血压住进了医院，改由王际清继任。王认为救灾如救火，要抢时间，便搬到工商联住下，并请各区工商联主委也搬到工商联住，不分日夜地努力工作。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工商界超额捐献寒衣27万余件，其中还有不少贵重的皮衣，得到党和政府表扬。
坚定不移跟党走
1955年10月29日，毛主席在怀仁堂邀请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座谈关于如何更适当地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会上，毛主席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景，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以及对生产资料采用赎买政策等作了重要阐释。并语重心长地说：“工商业者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怕共产，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会后，全国工商界掀起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工商界人士不约而同地表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便是“听、跟、走”三字箴言的形成。
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率先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时武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进入高潮。各行各业争先恐后地彻夜开会，赶办申请手续。并于1月18日全部得到政府的批准。1月22日，虽然空中飘着雪花，朔风阵阵，但人们心头却是滚烫烫的。武汉市各界人士15万人在汉口、武昌两地举行了“武汉市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庆祝大会”和游行。工商业者和家属穿着节日盛装，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列队行进。市工商联的负责人代表全市工商业者，手持红彤彤的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送到主席台，向省、市委领导报喜，宋侃夫市长代表省、市委接受喜报。并朗声宣布：“武汉市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开始成为一座光荣的社会主义城市！”会后举行庆祝游行。王际清是市工商联副主委，又是市民建常委，并兼任市民建和工商联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在这一工作中更是积极投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全部力量投入到这一热潮中，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就完成了2714户申请公私合营的定资、定息工作。又在6000余名在职私方人员中，协助政府安排了2147人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和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和平赎买政策，在武汉市全面得到贯彻。
“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工商界和全国一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没有动摇工商界人士坚定不移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王际清受到冲击后，曾愤慨地说：“在十年动乱中，虽然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但能够认清那不是共产党的政策，相信党的政策一定会回来的。”他回顾了毛主席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政协会议上讲的那段话：“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和效力的机会的。”际老说：“这段话情真意切，肝胆相照，这才是共产党人宽大胸怀，这多年来一直教育和鼓励我们跟党走，努力工作。我把它背熟了，牢记在心中。”他又说，“解放后我们协助政府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抗美援朝、完成税收任务、宣传和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迎接公私合营等等，应该说是做了好事。在公私合营后，党对私方人员都安排了生活和效力的机会。记得当时在人事安排时，还本着‘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精神，在武汉市还有人被安排为副省长、副市长、副厅长、副局长等领导职务。我体会这不是‘适当照顾’，而是‘多多照顾’了。对我也安排为市一商业局副局长，那就完全是照顾了。内心非常感激，只有更好地搞好工作，以报党的大恩。”
际老回顾到1958年6月下放到公私合营丽丰百货店（市一商业局实验商店）锻炼的情况时谈到，“党对我的教育和照顾真是说不完。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到基层锻炼，向职工学习，有利于加强改造。忧的是过去未做过营业员，对站柜台业务不熟悉，怕吃不消。可是到了企业以后，店党支部、公方经理对我格外照顾，时刻关心我的休息时间。百货商店每逢周六、日是特别忙的，职工们很少休息，我在职工的带动下，也坚持上柜。这时店支部、经理和职工，都一再劝我休息，真是令人感动。在企业的大小会上，还征求我的意见，还要我讲话。企业党组织扩大会议也要我参加，一点也没有把我当外人。这些照顾和重视，使我感到温暖如春，我深深体会到，无论在机关或在企业，处处都沐浴着统一战线的春风。具体的事实使我认识到，到基层锻炼，可以缩短与职工的距离，对改变立场、观点是很有好处的，有利于促进思想改造，使我口服心服，这才是党的政策，所以能够树立坚定不移跟党走的信心。”
尽心竭力为四化
1977年12月，在全国政协四届七次（扩大）会议上，叶剑英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把工作活跃起来，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鼓励成员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随后在中共武汉市委的领导下，在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以下简称“两会中央”）的领导和推动下，民建武汉市委、市工商联（以下简称“市两会”）适时地恢复了活动。
1980年3月21日，市工商联选举产生了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华煜卿被选为主委，王际清为第一副主委（又是驻会专职副主委）。他在协助华主委推动工商联的各项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是对会员加强思想教育，调动会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先后组织会员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使大家认识到，实现四化是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通过学习，使不少会员原来存在的“爱国有心，报国无门”和“老了，没有作用了”等消极思想得到消除。使大家认识到祖国前程似锦，个人大有作为，而且责任重大。从而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在工作上作出了明显的成绩，在不同场合受到表扬或表彰。
1981年11月初，市两会推荐童治平等27位同志出席“湖北省原工商业者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还有9位同志交送了书面交流经验的材料。1981年11月，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召开“各界人士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市两会有22位同志出席。1982年2月24至26日，武汉市召开第五届劳模大会。市两会负责人华煜卿主委，王际清、刘梅生副主委参加大会。市两会成员肖同智被评为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张应伟、朱复再、刘广仁、叶仲青、王怀秋、侯金培6位同志被评为劳动模范。工商业者能被评为劳动模范这一光荣称号，真是天大的喜事。这对于推动全市工商业者为“四化”建设服务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两会根据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贯彻两会中央提出的“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顺应成员“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的心情，逐步开展了经济咨询服务工作。并成立了经济咨询服务组织，将在职和退休人员中的行家里手186人按其专业，建立了机械、纺织、化工、轻工、百货、绸布、副食、服务、土产等9个咨询服务小组。这样就使经济咨询服务工作，以分散的，立足本单位为四化服务的活动，发展成为有组织的，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工作。咨询范围越来越大，课题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广，效果越来越好。与此同时还组织力量，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为他们发展经济做了不少工作。如派出经济技术咨询小组，支援内蒙古通辽市的皮革和皮鞋厂，经过50天的努力，解决了皮革质量的“松泡、板硬”问题；设计了43种男、女新式鞋样。又组织了5位食品、茶叶、酱品、酿酒、瓷器的专家，赴恩施、来凤、鹤峰、咸丰等地，进行咨询指导，采取现场示范、集中培训等方法，传授技术，收到明显效果。
在开展经济咨询工作的同时，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和两会中央关于培训工作提出的“扬长避短、拾遗补缺、稳步前进、讲求实效”的16字方针。市两会也相应地开展了培训办学工作。开始由陈大寰、兰昌农两位同志负责，为办学铺开了摊子，但由于对办教育经验不足，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王际清同志便想方设法物色能进一步打开办学局面的得力骨干。后来想到了有30年教龄，又非常能干，并已退休在家的彭咏淇同志。他亲自上门敦请，而彭咏淇同志正想为办学工作作贡献，以实现“壮志老来酬”的愿望。当时际老非常高兴地对彭说：“你来办学我就放心了，希望你大胆地工作，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设法解决。”彭咏淇果然不负所望，在她的主持下，学校越办越好，在社会上也有了名气，经常得到市、区教委和有关单位的表彰。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对工商联主委王际清说：“听说你们办学搞得很好，最好能培养一批高级经济管理人才，为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服务。”际老满口答应下来，会后便与市民建主委李崇淮教授商量，请李主委与武大领导探讨联合办学的事宜。武大管理学院樊民院长表示支持。际老便给我交待任务说：“李老已与武大牵好了线，你是分管培训办学工作的，现在就由你具体操作办理，诸如谈判、签协议以及开班、开学的各项细则都要办好，现在就看你的了。”他最后还叮嘱说，“要争取今年下半年开学！”我见际老办学心切，便以“一定办好”四字作了保证。第二天一早，我便与市民建副秘书长胡起麟一同到武大，其间与武大成人教育学院王文海院长、管理学院胡春芳副院长、办公室何晓英主任等进行多次联系与协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有一次还受到刘道玉校长的接待，并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又面请刘校长到市两会视察教学环境和指导工作，我们每次都及时向际老汇报，际老听了很高兴，并坦然地说：“我觉得做一任主委，总要做点好事留给后人。”他又说，“我现在已是80岁的人了，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站好最后一班岗，尽心竭力作贡献！”面对际老这样执着的敬业精神，我和胡起麟都深受感动。际老又主持召开了工商联主委会议，他在会上阐述了办学的重要意义，最后会议决定将大院内东楼（三层、约480平方米）全栋作为办学专用。这是重视办学的明智之举，也是际老说的“要做好事”的承诺。
接受我们邀请后，武大刘道玉校长偕同书记黄训腾、教务长吴贻谷、成人教育学院院长王文海、管理学院院长樊民等一行10人来到汉口，与市两会领导人进行友好的商谈。并视察了分院的教室和教学环境，感到非常满意。在将要离开时，刘校长握着际老的手热情地说：“你们这些老同志，能够这样重视教育，把培养人才作为己任，真是难能可贵。”樊民院长还表示说：“我们也研究好了，决定将经国家教委批准的经济管理专业班安排为汉口分院第一期学员，9月16日正式开学。”在开学典礼大会上，高顺龄副市长和刘道玉校长亲临剪彩，并作热情洋溢的讲话。高顺龄副市长说：“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急需要人才，特别需要管理人才。汉口分院的成立，就是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这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我们市政府对汉口分院的成立是支持的，支持你们把学校办好。”刘道玉校长说：“市两会和武汉大学联合举办汉口分院，是一种办学的新形式，我们是根据武汉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办学，因此它是深深扎根于武汉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之中，因此它是有生命力的。”市政协主席辛甫、统战部部长王功安、汉口分院院长肖国金等有关领导同志都讲了话。为了鼓励学员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际老和崇淮老又合计建立奖学金制度。经际老宣传，市工商联经济实体经理胡秉璋，将他个人所得奖金一万元捐作奖学金。际老又亲自写信各区工商联经济实体，他们都纷纷捐助了奖学金。李崇淮主委还以个人工资收入捐助奖学金。使分院奖学金制度能够迅速建立，并即时运行。武大的教授说：“我们支持联合办学工作，是被老人们重视教育的精神所感动。”市两会办学不断取得成绩，便实现了际老生前说的“要做点好事留给后人”的夙愿。
人间重晚睛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际老不仅对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踏实负责、认真完成，而且对新老交替，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也积极考虑。从1983年起便开始做引进工作。1984年，商调时任武昌区副区长的郑隆辉到市工商联任副主委（专职）、调油毡厂副厂长胡秉璋任市工商联副秘书长，1987年又调时任江汉区副区长的聂天德任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等等。他不是简单的商调，而是通过与本人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又与有关单位多次交换意见。1988年，他又从统一战线工作全局出发，从顺利实现工商联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历史性任务的需要出发，主动提出辞去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职务。与此同时又从市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表现了一位老同志高风亮节的情操。
际老离休后，他在家里练习书法，常与书法爱好者交往。在民建江岸区委员会陶尧阶主委80寿辰时，他还写了一幅百寿图相祝贺。武汉民建40周年时，他还写了一首诗，刊登在《武汉民建》上。
几十年来，际老都忙于工作，没有回过家乡。离休后有时间了，便圆了一次回乡的梦。1988年国庆节期间，他带领长子新民、长媳芳华、次子亚民、女儿静怡等回乡探视，虽然时间较短，但所见所闻却使他感触良深。他还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回乡记》，记述了回乡的感受。字里行间充溢着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
王际清同志坚持原则、工作深入、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为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民建、工商联的工作作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曾给予他极高的荣誉。自1952年以来，他历任武汉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委员会第一至第七届常务委员；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第一至第五届副主任委员，第六、七届顾问；全国工商联第一至第五届执行委员，第六届咨议。同时他还先后历任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市第一商业局副局长；武汉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武汉市政协第一至第四届常委，第五、六届副主席，武汉市政协之友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王际清同志于1994年8月15日在武汉病逝，享年87岁。他在有生之年，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人们深深地怀念他。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委第七、八、九届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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